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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银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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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流行的各种观点，无不将老龄化先入为主地作为问题、挑战、发展障碍来看待。但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让一个普通人拥有当今时代高达七八十岁的平均寿命。

就中国来看，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1年的78.2岁，与世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区间乃至略高的水平，让“人生七十古来稀”彻底成为历史。

人均寿命大幅提升，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吗？在这种进步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老龄化时代，开端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19世纪中叶

2018年，全世界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7.05亿，超过0-4岁幼儿数量6.8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老人数量超过幼儿数量。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51次会议发布的《世界人口趋势报告》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上升一倍有余，达到15亿，占总人口的16%。而同期0-4岁幼儿数量基本保持不变，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是0-4岁幼儿数量的两倍多。

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快速增长。1990年，全世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为5400万，2019年升至1.43亿，几乎增加两倍。预计到2050年，80岁及以上老龄老人将达到4.26亿人，2100年更是高达8.81亿人。

但人口老龄化这一历史进程，并非近几十年才突然出现，其实从人类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踏入现代社会之初，既已悄然开始。

国外学者Ronald Lee研究认为，人类近代工业化之初的1800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27岁，而同期总和生育率高达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4%，而说明当时的人类社会生得多，但不得寿终的更多，故而老龄化程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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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每过一百年或者五十年，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的预期寿命都会上升一个台阶，而生育率则下降一个台阶，两者共同导致老龄化率快速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近代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国家率先老龄化。法国早在1865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当时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随后，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长期和平时期，在为人类带来宝贵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老龄化的进程。

首先是欧洲国家在二战后迅速老龄化。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来看，1960年德国为德国为11.47%，法国为11.65%，英国为11.77%，1980年德国为15.65%，法国为13.92%，英国为14.95%，

在人口停滞乃至负增长、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老龄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加速。200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德国为16.49%，法国为16.06%，英国为15.89%，

2020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上升，英国为18.7%，法国为20.8%，德国为21.9%，欧洲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大洲。

与欧洲隔着大西洋遥遥相望的美国，在二战后迎来1946-1964年的婴儿潮，累计出生了7600万婴儿，而且吸纳了大量欧洲、拉美和亚洲的大量年轻移民，使得其人口结构相较欧洲年轻许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80年代，由于出生率大幅降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1960年为9.08%， 1980年为11.56%，2000年为12.33%，2020年为16.6%，预计2030年将达到20.3%，老龄化速度一路加速。

我们的邻国日本，老龄化速度远超欧洲和美国。从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来看，1960年为5.62%，远低于同期欧洲和美国水平1980年为8.91%，仍显著低于欧洲和美国（德国15.65%，法国13.92%，英国14.95%，美国11.56%）。到了20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6.98%，已经与欧洲国家几乎持平（德国16.49%，法国16.06%，英国15.89%，美国12.33%）。此后日本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速，至2020年高达28.4%，一跃成为全球第一。

同时日本于2008年迎来人口顶峰1.28亿人后，于2009年开始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过程，2021年人口为1.26亿人。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21年预期寿命78.2岁，比疫情前2019年的77.4岁高出0.8岁，比印度高出10岁上下。

当然，上述老龄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长达数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无疑会让一个国家损失大量的宝贵生命，而老年人由于生存能力和恢复能力弱于年轻人，更可能受到战争的摧残，从人口结构上看，反而有可能让一个国家老化的人口结构变得重新年轻。

而且，长期和平环境可以为粮食扩大生产和建立完整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充裕的发展空间，而粮食和医疗，无疑是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最底层的刚性需求。

毕竟每个普通人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拥有更长的寿命，这难道不正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吗？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在2020年后进入加速过程，那么中国快速老龄化背后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老龄化的各种数据和预测随处可见，在此不作赘述。但导致中国老龄化的历史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因素，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为2020年以后的老龄化加速提供了人口主力。

建国初期中国生育率处于高位，这一点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趋同。

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口报告，中国在上世纪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总和生育率处在6.0左右，当时一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6个孩子，这个生育水平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生育率特别高？学术界一般归纳为四个原因：

一是避孕手段、避孕观念落后，个人或家庭无法有效控制生育；

二是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率高，普通家庭为了有适合数量的后代，必须生育更多数量的孩子；

三是发展中国家对孩子的抚养观念停留在衣食温饱层面，抚养成本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的家庭注重从生活、教育各个方面加大对孩子的培养成本，那么能抚养得起的孩子数量必然减少，从而决定了少生孩子、大力培养的生育策略；

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生育功能被社会放大，生育意愿普遍较强，而发达国家的女性显然拥有丰富得多的发展机会，女性的生育功能让位于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故而生育率大幅下降。

而以上原因大多在建国之初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因此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生育率高达6.0左右。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因素逐渐消解，后文将做分析。

第二个因素，是建国后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极大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老年人口数量自然而然地在2000年特别是2020年后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是死亡率下降最迅速的时期，学术界称之为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期。根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粗死亡率高达20‰，婴儿死亡率高达200‰，相当于每出生5个婴儿就有一个活不下去。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在1950年年初迅速增长到50岁左右）；到1978年，人口粗死亡率下降到6.25‰，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0‰以下，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64岁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继续增长。这一时期，人口粗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7‰，婴儿死亡率继续下降，到2016年下降到7.5‰，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6岁以上。（《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2021年预期寿命为78.2岁，而美国却由于新冠疫情应对不善出现倒退，2021年为76.6岁，比中国低1.6岁，比美国疫情前的2019年78.86岁低2.26岁。

如果再将新生儿死亡率、传染病防治等数据做国家间的横向比较，中国在各种指标上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与发展中国家则拉开十分明显的差距。

从新生儿死亡率看，有学者统计，2014年中国新生儿死亡率（千分之一）为5.9，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同期美国为3.7，日本为1.0，德国为2.2，英国为2.5，法国为2.3；而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率显著高出数量级，同期墨西哥为7.4，巴西为9.6，印尼为14，印度为28.6，世界平均为19.7。

从传染病防治看，2014年中国的结核发病率（例/10万人）为68，美国3.1，日本18，德国6.2，英国12，法国8.7；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为21，巴西为44，印尼为399，印度为167，世界平均为133。

儿童麻疹免疫接种率，2014年中国为99%，美国为91%、日本为98%、德国为97%、英国为93%，法国为90%；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为97%，巴西为97%，印尼为77%，印度为83%，世界平均为85%。

死亡率、发病率大幅降低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从建国之初的极低水平，在几十年间建设成为覆盖城乡的完善医疗、保健、预防体系。

首先从医疗机构数量看，1950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共才3 670个，其中医院2 803所、妇幼保健医院426所、专科疾病控制中心30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1所。而到了2017年，医院数量31056所，妇幼保健医院3000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82所，专业疾病控制中心1200所，合计约38738所，是1950年的十倍有余。

再看卫生人员数量，1949年中国医疗卫生人员总人数、医生人数以及医师护士人数分别为50.5万、36.3万和3.3万人。2017年，中国医疗卫生人员总人数达到898.8万，其中医生339万，医师护士380.4万，总人数相比于1949年增长了十几倍。

正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尤其是1962-1973年间婴儿潮出生的2亿多人口，在出生和成长阶段享受到了中国妇幼保健和医疗体系快速完善的红利，才能获得远超过旧中国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并且成为2020-2035年低龄老人高峰（此时年龄正好在60-70岁区间）和2035-2050高龄人口高峰（此时年龄正好在75-80岁区间）的主要构成力量。

第三个因素，是80年代以来受计划生育、个人价值凸显和生育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生育率一路下降。

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1980-1985年为2.5，1990年以来更是降至2以下。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虽然也在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得多，比如非洲目前约为4.72，拉丁美洲为2.14，都显著高于中国。

人口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施了“晚、稀、少”的人口控制措施，继而在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随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进入2000年尤其是2010年后，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生育成本上升，比如房价和教育费用的飙升，新一代的80后、90后女性追求自我价值、不愿被生育羁绊，成为更重要的拉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可以说，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向发达国家靠拢，这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国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并不受生育政策的决定性影响。

老龄化的“锅”，不能让计划生育来背

虽然近年对计划生育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是计划生育造成了中国的老龄化，并为中国发展制造了重重障碍。

但回顾八十年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粮食、资源、就业等方方面面的现实压力，将使处于改革转型攻坚阶段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压力无比巨大。

有学者做过测算，计划生育实施期间累积少出生人口在2.5亿左右。如果这群人真的出生，那么将对中国的粮食产生巨大压力，将使中国的房价再上数个新台阶，也会造成远比90年代下岗潮和2008金融危机严重得多的就业和经济危机。

正因为出生人口减少，才能使事关生活水平、发展环境的一系列人均指标大幅增长。以营养水平来看，1980年以来，中国人均脂肪供应量提高了约1.8倍，人均蛋白质供应量和人均食物供应量分别提高了约81%和44%。1990年以来，人口营养不良比例下降了约56%。（《中国现代化报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

类似的人均数据，在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都有着相近的体现。

如果是在不实行计划生育、任由人口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取得的，中国人或将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得不到充分教育的处境下挣扎。

这里再从粮食自给率的变化看人口政策背后的考量。

粮食自给率是衡量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一项重要评估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就属于完全自给；在95%~100%的水平，属于基本自给；在90%~95%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90%，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根据流向统计法和消费统计法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接近90%的安全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上升趋势明显，从1978年的30477.0万吨上升到2018年的65789.2万吨，增长了115.9%。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5.8千克上升到2018年的472.4千克，增长了45.0%（见图19-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的18.1%。（《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996年人均占有量达到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之后便一路下降，2003年中国的粮食人均产量跌破350公斤，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这让中国人似乎又有了吃不饱饭饿肚子的隐忧。

所以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2000年尤其是2010年后中国生育率出现大幅下滑后，政策上对放开生育依然十分谨慎，背后对粮食的考量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恰好是在中国粮食再次登上新高峰的2015年前后，粮食供应对于国内人口规模已经出现绝对富裕，计划生育政策才开启进一步更大力度的放开。

最后必须要说，放眼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资格”老龄化，因此老龄化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伴生现象，而非某种天生就是负面性质的“原罪”。

至于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应对，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去否定老龄化所由以形成的那段历史。如此，才能更好地凝聚整个社会的合力，在老龄化的伴随下成功走出民族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