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利用海外版说中国不介意黄岩岛模式,何谓黄岩岛模式,这还是第一次出现的词汇。但是模式这个词语在很多年前是有武力的意思。人民日报称不会介意和菲方共同创造“黄岩岛模式”,估计菲律宾人根本就没有听懂。中国人对天津模式跟西沙模式一点都不陌生。稍微有点细心的人看看1963年,1973年前后中国国内的习惯,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半个月不太平。菲律宾人难道不知道梁光烈部长是什么出身吗,1973年他曾经亲自指挥了那场西线战役,黄岩岛模式对于这位部长来说不是第一次。
比如当年在北平的傅作义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直接来了个天津模式,北平最后是在天津模式后做的决定和平解放,后来天津模式就是说武力夺取获得的意思,后来还有个西沙模式,也是同一个意思,从此模式这个词语只有在最无奈时候用武力解决的代名词了,人民日报用这个黄岩岛模式是什么意思,是天津模式跟西沙模式的意思吗。
模式一词,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利用一个武力模式,顺势影响到政治,顺手把附带的问题一并解决。如果按照天津模式跟西沙模式来理解,就是以黄岩岛为开局,使用武力一举收复所有被菲律宾侵占的岛屿。
模式在中国之前是出现过的,菲律宾看样子还没有了解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的天津模式跟西沙模式都具有相同性,虽然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外战,但是都是先礼后兵,速战速决。还有中国对越南下手那次是从美国回来之后,有太多相似的情景,菲律宾危险已经很近了
回想当年天津模式跟西沙模式,就可以明白黄岩岛模式有可能是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模式,这句话是在告诉菲猴:如果你现在见好就收,我还可以缎带你留面子,如果你再登鼻子上脸,再给脸不要脸,我不但要解决黄岩岛,还会捎带着连中业岛等一起解决,甚至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让你哭爹喊娘、生不如死。现在选择北平模式还有余地,要是走到天津模式那就上帝都帮不了了。不论是美国,日本都帮不了猴子的,想把日本也拉进来做梦。美国都靠不住,还靠日本,日本冲绳未来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
所谓的黄岩岛模式很可能通过解决黄岩岛给其它占领南沙各岛的国家划出一个圈儿来,为最后彻底南海问题画出一个圈儿来。就是由中国制订了南海新的法定规则,这个圈是中国制定规则,不是美国老爹。那样问题就严重了,本来美国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回到亚洲,结果菲律宾不懂得适合而止,度过了,中国一旦做了1963年模式,那么等于是彻底终结了美国模式,当年日本进入菲律宾的时候,麦克阿瑟老头子直接把几万美国大兵扔给了日本人,当了日本人的战俘受虐,自己闪人跑到了澳大利亚避难,不到一个礼拜美国直接扔了一大堆,后来才意识到中国军人真牛逼没有武器自己单打独斗跟日本猴子耗了四年,在菲律宾被日本占了以后开始大量援华,难道想估计重演,靠美国老爹靠得住吗,关键时刻掉链子是常有的事情。俄罗斯美国是最爱背叛盟友,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典型利己大国,当年的美国英国把日本成为monkey,就是猴子,日本人从来可没有关键时刻闪人的毛病,装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干爹是个动不动背叛盟友的老爹
1、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
2、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
3、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
内战时期北平式,天津式,绥远式提出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
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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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
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
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赵广兴 赵广兴
(1902—1960) 鄄城县赵庄人。1922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当兵,历任班、排、 连、营、团长等职。曾任国民党整编第84师第161旅旅长.1948年任国民党少将旅长,9月济南战役中随吴化文率部
起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向吴化文、赵广兴等发了贺电。1948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任命赵广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一�四师师长。后率部参加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等。1949年5月后,先后在华东军大、华东军区教导团学习,后分配到安徽交通厅工作。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86年恢复政治名誉,按革命军人对待,恢复正师级待遇。
在济南战役中我父亲赵广兴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赵广兴的长子赵宪章、次子赵宪昌回忆
一、在旧军队干了28年,终于选择了起义的光明道路走向新生
赵广兴字子宽,山东鄄城县临濮集乡赵庄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兄弟四人,排行老三,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正值清末和民国初年,家里人多地少,生活困难,从小没上过学。17岁时跟着石匠师父学徒、学钻磨。整天外出时为师父背着沉重的褡子,身前身后的褡子里装的都是钢钎、铁锤等钻磨的工具。母亲说过有一年大旱,没有收成,没啥吃,求人家,扫了人家的磨底吃了。20岁时,学徒快要出师了。在一次钻磨中,不慎把新磨的边沿砸掉了一块,师父一怒之下,朝脸上打来。自知理亏,挨打后,放下褡子不干了。跑出去投奔冯玉祥西北军当兵,当过班长、排长、连长等。后来跟着吴化文投靠韩复榘,在吴化文的手枪旅当过营长等职。1939年—1943年初,任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团长;1943年—1945年跟着吴化文任汪伪第三方面军师长;1947年8月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纵队团长;1948年8月任国民党整编84师155旅副旅长兼403团团长;1948年8月—9月任国民党整编84师161旅旅长;1948年9月17日吴化文与赵广兴、杨友柏两旅长密商后决定起义。9月19日晚宣布起义。起义后由吴化文授命,赵广兴具体指挥两万多人起义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到达齐河县整训。9月25日,吴军长、杨、赵、何三旅长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10月13日朱德总司令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诸将军分别致电吴军长、杨、赵、何三旅长热烈欢迎他们率部起义。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吴军长、杨、赵、何三旅长,欢迎他们率部起义。10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将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命令,任命赵广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04师师长。12月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3月初,调华东军大学习。1952年分配到安徽省交通厅任办事员。1956年领到业余学校发的高小语文科毕业证书。月工资64元,拿着旱烟袋吸旱烟。1957年秋受错误处理
回原籍鄄城临濮赵庄,在家又受错误处理。1960年冬去世,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按革命军人对待,恢复正师职待遇。
二、济南起义时,赵广兴在徐州的母亲、妻子、两个儿子的情况
1948年9月1日中学开学,赵宪章18岁,赵宪昌14岁,分别在上海私立养正中学上高中三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只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就接到父亲从济南打来的电报,大概在9月17日前后,叫两个儿子立即回徐州和祖母、母亲在一起。否则断绝父子关系。接到电报兄弟俩立即回徐州。路过南京下关车站时,看到报纸的报导和听到广播里说,知道了吴化文率部队投靠了解放军……回到徐州见到祖母、母亲看来还好,这时我们家的屋门上贴着“原84师军官眷属”并加盖大红印的条子,家人已被监视,出入受到限制。说96军(吴化文部)驻徐州办事处,已被军警、宪兵包围,并将办事处工作人员上绳带走了,兵慌马乱的,不要随便走动,注意“安全”。
在徐州我家共四口人:祖母、母亲、兄弟俩。住在离办事处约二里路的一个小巷里的大杂院里,租住两间东屋,东屋共四间住着两家人。做饭要在屋外厦子下面,父亲起义前没有给家里一点消息,也未能让家人转移。后来知道军长吴化文的父母家属就在农历8月15前坐飞机去了济南。我家四人虽没有被捆投入监狱,但是也失去了自由。父亲起义后也得不到一点消息,整天盼着能得到有关父亲的信息,但是总得不到,日子难过。有一天母亲在厦子下做晚饭,天色很黑了,突然从大门外飞来一道火光,落在母亲身旁不远处。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母亲的胳膊受了轻伤,这时家里的情况更加可怕了。住在徐州车站近处的国民党宪兵队还派员查看现场,作调查处理的样子。我想不过是他们想看看有什么效果而已。由于驻徐州办事处被封,家中生活断了供给,生活无着,军特迫害又甚,这时想能逃避监视转移出去,就求助于在徐州的父亲的仁兄弟、徐州宝兴面粉厂的少东家(我长称他为六叔)。他了解了我们家里的现状,为了安全,在他的帮助下就转移到宝兴面粉厂里,在他兄长的旁边一所院子里,给腾出三间住房,总算逃了出来。宝兴面粉厂有自己工人守卫,深感安全多了,同时六叔在生活给予接济。
徐州解放了,父亲派人来找我们了。知道四个月来父亲很好,还任解放军35军104师的师长,正带领部队参加淮海战役,祖母和母亲对父亲在济南战役举义时未能顾及在徐州的家人,表示理解,没有什么怨恨,对父亲的战场举起感到欣慰。
1949年1月,农历腊月里,淮海战役结束,父亲回来了。同来的还有35军政治部主任吴宪,104师政委严政,他们带着礼品专门来看望我的祖母、母亲还有我兄弟两人,并表示起义之前未能及时将家人转移,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的迫害深表歉意。广兴同志任解放军104师师长,他率部队参加淮海战役,为驱逐美帝侵略,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解放全国而奋斗。你们全家应为之高兴,我们全家深受感动。感谢军、师领导的关爱。能和父亲团聚,都很高兴。父亲曾告诉我们,两万多人的起义,是最后吴军长和杨友柏与我三人密议后决定的。起义后部队撤出阵地,分批渡过黄河到齐河县,都是吴军长授意由我父亲具体指挥、安排的。
淮海战役结束后,35军住在徐州东南约四五十里地的湖里一带休整。腊月底父亲派人用马车拉着我们四口人去湖里过春节。过了一个愉快的年。阴历年后35军政治部专门介绍18岁的赵宪章参军入华东军政大学,14岁的赵宪昌留在家里和祖母、母亲在一起。49年3月宪昌和祖母、母亲入35军家属队去大汶口农村,以后就回鄄城原籍。
三、1985年,赵宪昌访问原104师参谋长张绍安将军
1981年2月9日,赵宪昌曾给住在泰山脚下解放军干休所将军楼的张绍安将军去信,1981年2月15日接到他的来信。1985年1月份,赵宪昌专门去泰安拜访他。一进门宪昌摘下帽子,他说:“一见你马上想起你父亲的模样。吴化文军长率部起义后,我被派到你父亲任师长的104师当参谋长。我们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过淮河前夕你父亲调去军大学习,虽然我们在一起只有几个月,我们相处的很好,你父亲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父亲曾经给我哥俩谈过:刚起义后他曾经依靠他的威望,平息了个别部下图谋不轨,企图杀害新来的政工干部的叛逆行动。父亲知道后立即严肃批评教育了个别不规之部下,叫来说:“谁敢对党的政工干部下毒手,我就枪毙了谁!”平息了这件事,保护了新来的政工干部的生命安全,融洽了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
张绍安将军热情接待了宪昌,中午为宪昌专门做了一条鱼,几个菜。
张绍安将军曾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1970年因反林彪、“四人帮”一伙,被关押两年半之久,已彻底平反。
谈到35军过江,有人说:“长江上漂了很多军帽,牺牲的人太多了。”张绍安说:“不是这个情况,我在前沿,木船在下关过江时,离岸只有几米时,战士上岸心切,满怀激情,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跳下水去,不见了。因为靠码头的地方水很深,是牺牲了几位战士。”
部队从下关上岸后,在朝着挹江门的大道上奔跑时,一会前面部队停下来,说有七个外国人要见解放军领导,欢迎解放军进城。通过他们的翻译知道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着使馆人员求见并欢迎解放军领导的。他们打着灯笼,站在道旁。张绍安将军说:“我们解放军与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你们现在站的地方是军事区,我们正在解放南京,我命令你们立即退回美国大使馆,否则你们的安全不能保障。”说完后,他们七人躬着腰灰溜溜地退回去了。
部队继续顺着大道跑,到了新街口停下来。因为指战员不知道蒋介石的总统府在什么地方,停了一会,有穿工人服装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说地下党叫接解放军的。张绍安将军命令部队上车,进了总统府。以后部队陆续进入总统府,再以后运输队、民工担架队、骡马车辆也来了,都停在进总统府大门后的大院里。进入总统府两三个小时后,陈毅司令员来了,一看大院里很乱,命令都到后院去,因为很多中外记者也来了。
张绍安将军说:“你看过电影上解放军进总统府吗?就是我带领着部队进了总统府,拉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战士们升起了我们的红旗。电影上陈毅司令员坐在蒋介石的椅子上给毛主席打电话‘主席,我是坐在蒋介石的椅子上给你打电话的’。”能证实这一历史事实的就两个人。我就站在陈毅的旁边,×营的教导员×××(我记不清名字了)站在门口。这位教导员也住在我们这个干休所里。
四、吴化文部队起义与济南战役的历史意义
看了济南战役纪念馆(2007年4月12日)感觉很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回到菏泽、兖州后,较详细地阅读《文图并说 济南战役》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两本书。进一步了解到1948年9月济南战役的全部情况,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理解了济南战役的意义和吴化文部队起义的意义。
济南的解放,主要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济南战役的正确作战方针原则的指导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结果。1948年9月1日,毛主席亲自起草电报,由中央军委于9月1日致许世友:“……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担任济南西守备区司令吴化文率部队两万多人的起义,也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接见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指出的:一是缩短了解放济南的时间,大大加快了战役的进程。原来计划用二十天,结果只用了八天就结束了战斗;二是大约减少了我军二至三千人的伤亡;三是保护了济南的工商业区——商埠,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吴化文部队的起义,不仅对济南的解放有直接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人民解放战争战略性决战的胜利也有一定的意义。
吴化文部队的起义,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一个军部和一个整编师两万余人战场举义,从规模和力量上讲,在当时是最大的。从军事影响来讲,两万余人,猝然哗变,严重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吴化文部队起义后的第四天,我军一举攻克济南,共毙伤俘敌八万四千余人,俘获了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一批高官,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的解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山东的“点线防御”体系。在济南大捷声威影响下,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民党军队据点守敌,先后弃城逃窜。除青岛及鲁南边缘地区几个孤立据点外,山东全境全部解放。济南的解放,它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
吴化文部队的起义,对国民党内部的动摇,影响与军事打击的意义同样重要。首先,它动摇了国民党军官兵固守孤立大城市的信心,促使他们认清形势,不再为蒋介石白白卖命。其次,它使国民党官兵对我党“立功赎罪,不咎既往”的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落实。“走吴化文的道路”已成为国民党官兵的一条光明大道了。再次,它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亦有重大的刺激,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
吴化文部队起义,为我党我军通过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里应外合,攻占并保护大城市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吴化文部队的起义,为我军夺取大城市,在战争情况下使大城市遭受较少破坏,提供了较好的模式。解放战争后期,我军解放长春、北平、成都等大城市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正确。济南战役不同于以前的所有战役,它既有以后的天津模式——强攻和北平模式——和平解放意义是重大的。香港、澳门已经和平回归祖国怀抱,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期待着台湾回归祖国。
吴化文部队的起义,不仅使他们摆脱黑暗,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而且给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官兵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对全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给予高度评价。起义部队整编之后,随之大军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过江战役中一0四师张绍安参谋长率三一二团二营特务连攻占了南京总统府,撕下了国民党的反动旗帜,升上了红旗。又有一0五师三一五团一个营进入总统府。大军继续南下,到达浙江后,该军的三个师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一0三师兼衢州军分区,一0四师兼绍兴军分区,一0五师兼杭州警备区,部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说明起义部队在党、中央军委、政府领导下,通过各个战役真诚的表达了对人民忠诚之决心,履行了向党、向人民之诺言及真诚悔过之决心。又证明了朱总司令复电:本此方针力求进步,奋斗到底,你们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幕后指挥,扩充军队,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南进。为解决国民党军残存作战部队,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即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保留待后改编的“绥远方式”。1948年底至1949年春,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解放军统一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4月初,国共两党再度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共同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
关于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
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通过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
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
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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