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谈你对朝鲜问题的思考

要谈朝鲜半岛,就必须从两个方面谈起,一是历史,二是高丽人的性格.如果这两点不谈,不才以为其它的都是皮毛.不谈也罢.

为何我们要对朝鲜关心,并有了上次的朝鲜战争.我觉得仅仅把这次朝鲜战争理解成毛主席领导中国打美国或如果让美国占了朝鲜对中国东北有直接威胁这些理解都不全面.

我觉得应从更高的角度来看:

在历史上的中国,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任何一个想有作为的君主,在平定天下后在对外方面有两件事是必定要做的.

1.收复失土.击败境外强敌.

2.按远交近攻的策略,尽量把最近的邻国变成卫星国,同时与远方的国家搞好关系.

2、志愿军撤出朝鲜原因

志愿军撤离朝鲜的真实经过

1、朝战期间志愿军与金日成的关系就很紧张抗美援朝期间，虽然中朝双方面对共同的敌人，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双方没有矛盾。相反，为了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双方不断产生摩擦，造成了志愿军和金日成方面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双方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1）军队归谁指挥的问题。据柴成文介绍，在金日成看来，中国出动军队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帮助朝鲜抵挡一下，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而且由于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要朝方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中方，他们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而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看来，要想打赢这场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朝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很成问题：朝方“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同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过，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因此在彭德怀看来，为了“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双方就此发生争执，而由于斯大林支持中国，这就迫使金日成做出了妥协，将中朝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方。

（2）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当志愿军胜利地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后，彭德怀考虑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并且认为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因此要求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这让朝鲜非常不满，金日成认为即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也支持金日成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斯大林得知中朝的争论后，来电支持“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金日成再次被迫妥协，认为朝鲜人的观点是带有冒险性的，中方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

（3）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第五次战役后，中方已经感到吃力，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但“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金日成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又觉得中方过分宽容和让步，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因此，苏联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而到了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双方又陷入矛盾之中，据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表示：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同时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说，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而毛泽东则着眼于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朝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中朝关系很是紧张，双方产生了不少猜忌和摩擦。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在平壤对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

2、朝战结束后毛泽东让志愿军帮朝鲜战后重建，想以此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美援朝，最终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却换来了跟朝方关系的恶化，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因此，为了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决定在朝鲜战后重建方面给其大力援助，以赢得金日成的好感。比如1953年先宣布整个朝战期间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人民币新币）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后又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战后重建的费用。

为了改善志愿军与朝方的关系，中方命令志愿军全面参与朝鲜的战后重建。比如修建房屋：“金城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在20多天时间内，帮助当地人民修建了1400多间房屋。志愿军的一支部队在7天内帮助昌道郡水泰里人民修建了300多幢房屋，还将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当地缺粮的人民。驻在淮阳郡的志愿军部队经过55天紧张劳动，帮助当地人民盖起了一座能容纳1200多人的大礼堂，比战前淮阳郡原有的礼堂还大。到1957年底，志愿军各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共修建民房27394间、学校283所、公共建筑432座及其他小型工厂和砖瓦厂等。”比如支援灾荒帮助耕作：“1954年志愿军指战员节省粮食350万公斤，衣物、用品10万多件捐献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当年灾荒。1955年，志愿军指战员又自动募捐集资购买500部当时中国生产的双轮双桦犁，捐献给朝鲜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底，共帮助田间劳动5.3余万亩，送粪320万担，植树550余万棵。”再如帮助修路：“停战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铁道兵部队共10个师，经过3个月的紧张劳动，共修复、改善和新建桥梁282座，延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19处，延长6000多米，车站34处，延长1.5万多米，给水设施37处，隧道21座，完成土石方21.9万多立方米。”为了保证志愿军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志愿军还专门规定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全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的时间应达到7个劳动日。

尽管如此费尽心机，但毛泽东修复中朝关系的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有三个关键性矛盾导致朝方对中方以及志愿军的芥蒂越来越深。

3、矛盾一：一些志愿军士兵的言行让朝鲜领导人心生反感停战以后，一些志愿军官兵的确存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对待朝鲜老百姓不尊重甚至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比如据王平将军回忆：“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所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尽管“朝鲜同志”多次都表现的很“大度”，但其内心必然对志愿军颇多微词。

另外，从苏联外交部在1966年8月9日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领导人对志愿军的确心存不满：“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不仅如此，中国志愿军战后继续在朝鲜驻军也被解释成“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可见，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志愿军驻军在朝鲜人眼中已经逐渐变了味道，他们开始表达对志愿军的不满，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甚至对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表示出了些许敌意。

4、矛盾二：金日成为稳固地位打压劳动党亲华派干部，并开始要求志愿军撤军同时，朝鲜的战后重建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金日成认为“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2）造成了普遍的粮食恐慌。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朝鲜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1955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

由于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日甚，金日成清洗党内反对派的力度也就越来越大。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打压对其有异议的党内高层干部，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比如56年批金的延安派包括几个政治军事委员（如贸易相、平壤市书记、驻苏大使等）因想躲避打压就逃到了中国，金日成就管中国要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这里。”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而是迫使金日成承认了错误，但也加深了金日成对毛泽东和志愿军的不满，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5、 矛盾三：金正日想借“联合国”之名赶走志愿军，被中方拒绝由于金日成不满毛泽东干涉朝鲜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军，因此他便开始想尽办法以摆脱毛泽东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当时，他想的办法是借助“联合国”的名义钳制甚至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中国回电朝方，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当时苏中关系还处于蜜月期，因此苏联政府也支持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此后，金日成对志愿军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制衡中国的力量，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副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6、毛泽东想获得国际工运领导权，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支持，主动从朝鲜撤军正当中朝关系逐步恶化时，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毛泽东威望的增加，他开始想要谋求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与金日成的关系一边赢得其支持，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提及金日成日思夜想却求之不得的志愿军撤军问题。1957年11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 并指出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金日成听后是大喜过望，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之后金日成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了朝鲜。

为了表示诚意，中方在撤军过程中规定，把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各伙食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节余的煤炭、马草等，全部赠送给接防的朝鲜部队。据说“许多部队为了多留细粮给人民军，宁可自己多吃粗粮；为了多剩柴火给人民军，宁可自己用冷水洗脸。接防部队到达时，烧好火墙和暖炕，煮好饭，烧好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军战友。人民军接防部队来到志愿军驻地，各部队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人民军住，把细粮送给人民军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其价值折合人民币1.57亿元。不仅如此，志愿军还利用撤军的这七个月时间，帮朝鲜人播种插秧970多万坪，锄草1190多万坪，收割37万坪，平整土地185万坪，植树460万株，送粪积肥5568万余斤，运送物资2302万斤，修堤坝329条（长8.3万米），修水渠533条（长27.1万米），修桥156座，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166处，打井47眼，修路13.5万多米。当然，朝鲜的欢送仪式也是非常重大，仅平壤就有30万人送行。"

金日成虽然急于将志愿军驱逐出去，但是他对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及对美韩的威慑能力还是很明了的，正因为如此，每当他有统一朝鲜的念头时，总不忘向“中国同志”表达接受援助的渴望，比如60年代金日成就萌生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他向原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我们已经派人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经验，南越打得很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较量一次也不坏，如果把这个担了交给下一代，未必比我们打得好。我们有经验的人把这个重担承担下来，同你们一道打一次好不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干一番。”中国驻朝大使郝德青任期届满向金日成辞行时，金日成也表示说：“朝鲜早晚要打一场，这是不可避免的。……将来打仗还要请你们军队来呢！

3、为什么中国再也门的撤侨行动如此成功

29日晚中国军舰停靠在了也门港口亚丁，准备撤离当地的590名中国人，30日中方宣布撤侨圆满完成。这意味着很多国人可能都没明白也门局势来由之时，中国已经妥善安排了自己的侨民和海外利益。笔者观察，这次撤侨从有萌芽到实施，反应非常迅速，说明中国对海外公民利益维护体系日益成熟；更深一层分析，或许也能看出统筹国内外两个安全大局的国安委在背后的主导和协调机制在起作用。

中国能够快速作出判断，暂停护航，调动军舰赶往也门撤侨，这样迅速的指令和行动，是需要统一协调和综合判断得出的。而做出这个决定的高层机构很可能就是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撤侨并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需要外交、军队、安全、经济等各个部门协调推进。而这正是国安委成立的初衷以及优势所在。

4、如何评价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自始至终贯彻了毛泽东“谈打相济”的和谈方针。在我中方代表团组成之际，毛泽东就预见到谈判将是复杂的、长期的，因而要求我代表团不可性急，准备同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勇斗智。即以强大的军事攻势为后盾并贯穿于谈判期间，以打促谈，以谈助打，谈谈打打，谈打结合，以迫使敌人最终在谈判桌上就范。1951年夏、秋，当美帝国主义发动攻势，妄图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时，毛泽东即命令志愿军及时发起了金城以南地区秋季防御战役，先后粉碎了敌人疯狂的进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认可“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这种“谈打相济”的谋略，亦可用“双管齐下”或“多管其下”来概括。因为，除了文、武两条战线外，还济以新闻战，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与方式，给美帝国主义造成强大压力。在具体谈判中，周恩来又向我方代表团授予“互动”原则，即要善于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作出一定让步，以打破僵局，但这必须以对方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为条件；对方有了诚意，有了松动，就要把握时机，以求成功。战俘遣返问题谈判，即是“互动”原则的典范运用。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运筹帷幄，从战略上和大的战术上指挥谈、打两条战线的开展，但在具体执行上，在具体战术上，又将权力完全交给前线指挥员和谈判代表。这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统而不死”、“御而不揽”的指挥谋略。中国谈判代表团之所以能取得一个个的胜利，李克农、乔冠华、邓华、解方等之所以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谈判艺术并最终压倒对方，原因之一也就在毛泽东、周恩来能“统而不死”、御而不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