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说安徽出人才

admin8个月前 (01-18)吃喝玩乐93

江西湖南两省地理位置相近，都是北接长江，南靠广东，北边各自有一个大湖（洞庭鄱阳），都有一条大河从南向北汇入长江（湘江赣江）。地形也相近，都是三面环山的形势。江西甚至还要更靠近海，条件相近甚至更好的。江西为什么比湖南落后啊？

我们把目光投远投宽一点，看看全国的GDP分别情况：发现原来江西并不孤单，从河北往南到广东，还有一个安徽也是落后的。从上面可以出中国的鸡腹地区GDP分布形成一个洼地，洼底就是江西安徽，GDP都要比周围省份要低。要知道这两省份都是靠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浙地区啊，江西南部甚至还接壤广东，没有道理跟着有钱人后面还混不好啊。

莫非江西以前就很落后？怎么可能？看看江西历史上的辉煌：

湖南与江西的土地面积，分别为211829平方公里和166947平方公里。在地利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清代前期江西远胜于湖南。当江西人文昌盛、经营四方之时，湖南仍处于文化落后、愚懦守旧的状态。明清之时，江西以“多儒雅之风”，“文物颇盛”而著称。

湖南却是另一番景象，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使湖南顿显衰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远较中原和江南地区为次，直到清代前期，湖南既非形胜之地，又非财赋充盈之区。“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地区很少往来。湖南在鸦片战争前的古代历史上很少有闻名全国的人物，也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

一个地区的发展，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基本条件。江西在古代历史上何以能够远胜于湖南呢？江西主要得益于南宋以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之“天时”。与江浙毗邻的江西，素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从隋唐开始直至清代前期，一直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江西建省也早于湖南。元代的驿道就从大都（北京）经九江直到九龙，与现在的京九铁路走向基本一致。万顷碧波的鄱阳湖和千里奔腾的赣江水，连接成为沟通岭南与北国的交通干线。从唐代开始，江西就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毓秀之地而闻名，历经宋、元、明各代，江西繁荣富庶，人才辈出。

从历代人物和科举情况看，唐代以前湖南与江西所出的人才相差无几，北宋开始拉开差距，南宋至清初，江西远远超过湖南。在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7人，仅占全国的0.98%；而江西达378人，占全国6.54%。从明代科甲人物看，湖南有进士427人，占全国的1.9%，而江西有进士2724人，占全国的11.9%；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总称）人物，江西有55人，占全国的21%，为全国之冠。在明代89个状元中，江西有17人，湖南只1人。

作为一个扶栏人，真是汗颜啊，光是看看wiki上江西名人那一长串诗人官吏的名字，而湖南就一句“湖南属于名人众多的省份。古代籍贯湖南的名人并不多”。真是汗颜啊。

仔细阅读上文的知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江西清以前胜过湖南的关键在于处在沟通岭南与北国的交通干线。这条线路从京师沿大运河到江浙，再溯长江而上，经九江而进赣江，再过赣州，经梅关古道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因此沿途驿站也按照这个路线设定：

所以从唐至清末，江西一直处在连接广州，江浙，再通过大运河可以直通京师的交通要道上，按照现在的话就是处在南北大动脉上。到了清朝，广州是南方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更加造就了江西的交通要道位置。走湖南长沙经郴州到广州明显是多绕了路，走福建经潮汕到广州大多是山路，并且失去了赣江和长江的水运之便。至于海运就更不要想了，海禁政策害死人啊。因此北方以及江浙的货物去广州就只有一条通道了——经江西。至今大瘐岭还保留有梅关古道，记录着曾经江西商人的辉煌。所以南北物流的流通就不会舍近求远走湖南，虽然湖南也有类似的古道通往广州，但是繁华程度是远不及经江西的路线啊。

同时古代广东的读书人进京赶考走的路线也是如上，沿途要停留驿站休息啊，各位看官到这里明白，为啥江西古代读书人这么厉害了吧，首先进京方便，都是水路。地处交通要道，家族经商有钱（这点到现代还是同样，俺同学有钱的都出国留学，虽然不见得都比呆在国内的混得好，但是成才比例还是要高点），再加上文人历来喜欢比拼诗文啥的，类似现在体育比赛一样，打得多了水平提升比自己苦练效果要好很多，于是乎江西文人是上打江南才子，下打岭南文人，在明朝那是江西文人的辉煌啊，几朝宰相都是江西人，就不列举了，自己搜索。

对比湖南，这时基本是蛮荒之地啊，江西人口已经出现过多的情况（就古代生产力而言），于是出现江西人移民湖南的潮流，本人老家的地方靠近江西，方言也是归于赣方言而不是湘方言，估计就是当时移民的结果，因此从方言分布图上可以看出赣方言当时的影响力。背井离乡的江西人与湖南本地人的碰撞与结合就形成了当下湖南人的风格。

扯远了，回到本文的主题。前文讲了这么多，清以前的江西是如此的辉煌繁华，到了近代怎么就落后于湖南了？

为什么都说安徽出人才

首先看下图：

没错，就是1851年～1864横扫中国中南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对于起义这个词目前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过于拔高太平天国运动的地位，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本文而言，主战场是在江西啊，十年再怎么样的富庶之地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而这时后的湖南在干吗，由曾国藩成立的湘军崛起了，曾国藩此人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湖南乃至中国的影响都是有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好几代湖南人乃至我朝太祖啊。

湘军是干吗的？不就是八旗军已经不行了，江西人搞不定广西邪教太平天国而产生的。于是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天国激战多年，打仗了，要抓壮丁吧，军队要吃饭吧，士兵要发军饷吧，怎么解决，就地解决啊，于是双方瞄上江西本地士绅。至今还有在网上江西人在说是湘军在江西靠掠夺肥了自己，凭心而论，湘军中抢夺民众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不过在曾的治军下，这样的情况与太平天国均田亩的政策比起来对经济的破坏就微乎其微了。

到这里各位看官别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导致落后的原因啊，这只是江西衰落的开始，这时候江西要重新站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十年而已吗，本来就领先湖南二十年，现在大家只是平了而已。重新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时间问题上，大家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事变势移。随着上海开埠和商路变迁，中外贸易的重心由广州移至上海，加上后来外国轮船在长江通航，全国的内外货物流向改道，江西的经济干道地位陡然下降，经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再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西经济更是严重受到打击。这时候湖南的经济位置开始出现转变，岳阳与九江都是通商口岸，两地顺江而下到达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和难度上的差别了。江西相对于湖南在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已经丧失了一大半了。而江浙的货物可以直接走上海不用经江西而过广州出口了，甚至去广州也直接走海路运输。至此，江西的自古地理优势以及政策优势（海禁）不再，湖南已经在地理上与江西平起平坐了。

对于江西来说，这时天时已不再，地利也失去，那就只能拼人和了。按道理江西文人这么多，江西人肯定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不然这么多状元举人哪里来的。但是，神转折来了。

19 世纪后半叶，清王朝一方面要抵抗外国军事侵略，另一方面则要平息国内人民的起义造反与战乱，这是又一个军功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国从实际意义上说已开始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有限度的向西方学习与发展工商实业的新时代，军功时代人才重组而形成的“中兴大臣”便将在新的工商实业时代执掌牛耳。一个靠枪杆子与工商实业说话并相结合的新时代，武功、实业人才便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江西人才在全国衰落大约清初已经显现。

江西人热衷科举，考生特多，入仕者不少，都是文官居多。中国的科举因太平天国战争中断了十余年，这对江西学人来说真是一段痛苦而失落的岁月。于是，战乱一过江西再次呈现出一个空前罕见的科举高潮，成为全国科考生员人数惟一呈上升趋势的省份，这不是逆潮流而上吗，这时整个社会的兴奋点都在维新改革，你还在一个劲的苦读圣贤书不落后才怪啊。

于是，往昔江西那些精于圣贤之书和科举取士的传统人才，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面前一筹莫展，更不敢去否定固有的传统制度，面对武功、工商时代，一个个无所适从。因此，在匆匆率领湘军入赣作战的曾国藩看来，太平军当年在江西攻州掠县，所以能够所向披靡，是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在众多科举官宦中，同样是考取科举的却缺乏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那样的韬略精审、有政治眼光和有号召力的统帅将才。

当年的洋务运动中，江西政界、军界均缺乏显要的统帅人物来居中筹划，形不成自己的核心群体，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同光中兴”中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更谈不上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刻独领风骚了。即使当年江西有个别如陈宝箴那样勇于开拓、想有所为的人，也由于得不到军、政界显要人物的率领与推动，皆难施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来。

说到陈宝箴，要提一下的是其本身就是江西人，为维新派骨干，但是其真正大施拳脚是在其任湖南巡抚一职上。他在湖南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啊。个人窃以为陈虽然籍贯是江西，但是位处九江修水，本身就是与湖南很靠近，同时接触国外新思想比较多，可能与江西整个的环境气氛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个人已经无力改变整个江西的局面了。

这时江西的千百年来的封建科举文化优势反倒成为了拖累了，人的思想被禁锢，祖宗成法不可变。文廷式曾打算在家乡萍乡“集股”举办煤矿，“以广利源”。结果，县中士绅群起攻讦，主张“撤散煤务，驱民为农”，遂使文廷式的思想火花胎死腹中。黄懋材精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但在江西本省难有作为。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梁力促推动变法，此后两年内，各省纷纷开设私立之学会、学堂、报馆等，共计49 个，其中江西南面的广东有11 个，西面的湖南有14 个，江西周边共有28 个，占总数的57. 1 % ，独江西与安徽处于空白，无人敢于先吃螃蟹。不难理解百年以后江西安徽经济洼地现状，所以百年树人正是诚不欺我啊。同时江西也有人在兴办教育啊，问题的关键是兴什么学、读什么书，是仍然皓首“四书五经”，还是毅然“师夷长技”。

以上所提及的均只是把江西打回原形而已。原来的天时地利都没有了，两省地理结构都相近，接下来就大家发展速度都一样，也无所谓谁落后谁。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时间来到1896年，也就太平天国结束32年后，又一件影响两省经济地位的事情发生了，清光绪二十二年，督办卢汉铁路时，张之洞、盛宣怀等提议修筑粤汉铁路。

粤汉铁路就是京广线南段的前生，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条可是后续连接南北的大动脉啊。放在现在也是改变整个国家战略格局的事情啊，不仅仅是经济格局的改变，后续政治文化影响都接踵而来啊。

于是圣上同意后接下来就是确定路线的问题了，于是问题来了，从汉口也就是如今武汉怎么到达广州，经湖南还是经江西。按照今人的理解江西是传统的古道路线，沿着这条线路修过去就是还有什么考虑的，这也是很多江西人现在愤愤不平的地方，认为湖南朝中有人抢了江西人本来应该有的粤汉铁路。那么走江西的路线与湖南的路线有什么不一样啊，对比现在的京广线与京九线就清楚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从武汉到岳阳与九江两地的距离基本是一样的，走江西会略微远一点，但是差异不大。

对于粤汉铁路的线路选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那时的选择才合理。这里要提到两个人谭嗣同与张之洞。

以下为引文：

1896年前后，清政府计划修筑粤汉铁路，在道经湖南还是江西方面产生了犹豫：论地势则江西“道里较湖南迂远”，论民情则“江易湘难”。反复权衡之后，清政府官员还是拟绕道江西。长沙士绅与闻后，一改铁路破坏风水，便利洋人入侵等成见，主动要求粤汉铁路折而入湘。

谭嗣同在《湘报》上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一文，论证了粤汉铁路取道长沙的合理性。他指出，粤汉铁路走江西在地理和资源开发方面有“六不利”；而与之相对，铁路由汉口经长沙至广州的方案则对铁路建设有“九大利”：“一曰径直”；“二曰坦易”；“三曰免造巨桥”；“四曰易招劳工”；“五曰产煤足以行车”；“六曰产木足以垫道”；“七曰有能任事之官”；“八曰有能分任之民”；“九曰力争形胜之地”。

同时这一方案还对湖南有十大利：一，“复固有之利权”；二，“杜觊觎之外患”；三，“收百粤之海口”；四，“作全湘之士气”；五，“振疲顿之商务”；六，“运重滞之矿砂”；七，“尽耕耘之地力”；八，“起组练之新兵”；九，“兴精巧之工艺”；十，“拯困乏之穷黎”。谭嗣同强调指出，有此“十利”，则“吾湘殆将不可为乎？！”故此，他不惜恳请朝廷“逆知民隐，而慨然沛以殊恩，特允南干路不道江西而道湖南，秉持即行开办。”诚如斯，则湘省绅民必“戴山之重，感激涕零”。

就在谭嗣同大作舆论宣传之际，熊希龄与蒋德钧已作为湘绅代表赴武汉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就此事进行磋商。他们反复强调，铁路道经湖南，“路较直捷”，而且“湘中民气刚健，他日练兵可供征调，矿产尤丰富，地利亦可蔚兴”。他们的热情与执著令张之洞和盛宣怀发出由衷赞叹：“近来湘人尤多通晓时务，不泥故见”，“卓识远虑”。加上当时盛宣怀主持的汉阳铁厂因开平煤供应不及，萍乡煤又多含磷不便使用，正处于燃料匮乏之际。蒋德钧，谭嗣同主动与盛宣怀商采湘煤，使湘中勘路和勘矿同时进行。这一着正合盛宣怀的意图，遂加大了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砝码。

为了催促湖南方案的最后定夺和尽快实施，长沙士绅还联合广东，湖北两省绅商于1897年11月共同拟定了《湘鄂粤三省绅商请开铁路禀》，联名具呈张之洞，王文韶和盛宣怀。禀稿称：“近来强邻日逼，时事日非......非徒南干铁路宜（与北干路）一时并举，而经由之地必须顺道湖南”。这是因为法国人在广西建造的铁路，“已在龙州发端，设有人欲求由此接展入湖南境内，直抵汉口，以拊我之背，则我所造之江西至粤之铁路，利权尽为彼所分夺矣”；而粤汉铁路若“道出湖南，则广西铁路即成，亦只能为我路之支路，此铁路之所宜出湖南也”。禀词还着重指出“近者湘人讲求时务，风气渐新”，“恐他人先我而办铁路，切肤之痛，患在心腹，皆愿合群力兴办，塞绝甚觊觎”；“三省人士，往迫亟商，意见均合”，亟图“和众丰财，克期并举”。

可见，在湘绅力争粤汉铁路入境的言论中，其抵制列强图保路权的主观动机是十分明显的。湘、鄂、粤三省绅商的联名公呈引起了张之洞等人的格外重视，张就此事专折上奏朝廷。于是，在湘绅的反复争取下，粤汉铁路入湘的方案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元月获得朝廷认可。

因此上文已经讲的很明白了，谭嗣同作为湖南人，为湘争取利益无可厚非，但是只是为湘争取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而不顾，估计应该没有人怀疑四君子之一的谭的品格吧。

来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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