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是全球迄今为止，第一部采用小说讲故事的方式，完整评述左宗棠生平的传记文学作品。这是一部在理念和内容上具有突破性的历史传记小说。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解读左宗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政治韬略和智慧。站在当代视角观察、评说左宗棠，写活“晚清第一实干家”，为当代中国人精神“补钙”，唤醒国人心中压抑的“英雄梦”，全书将左宗棠当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践行典范。

　　左宗棠不仅是一位中国伟人，更是一位世界级伟人。为什么梁启超说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为什么曾国藩说左宗棠才是“当今天下第一人”？为什么美国《时代》周刊将左宗棠与毛泽东、成吉思汗并列，称为全球最智慧的三位中国名人？左宗棠的旷世伟大到底是怎么炼成的？本书为你细致讲述——

　　落魄乡下青年，娶个文艺女青年，交个官场铁哥们，得个可以提拔自己的朋友，到最能惹事的职位上去冒险，不料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路顺利升迁，迅速成功，拜相封侯。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敢于坚决抵御外侮的伟大爱国者，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相对完整地经历了人类19世纪，见证并参与了全球“衰落与崛起，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与政治”主题。

　　本书以左宗棠生平经历的大事为主线，以陶澍、胡林翼、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胡雪岩、李鸿章、慈禧等人与左宗棠的关系为辅线，用生动可感的故事，客观写实左宗棠曲折传奇人生，以当代鲜活的视角，入木三分地剖析左宗棠独具个性的政治韬略智慧，细致晒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晚清官场剧烈权斗的台前幕后和为官升迁之道。

　　为什么晚清会产生左宗棠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今天我们怎么去认识和看待左宗棠？

　　本书抛开历史固有陈见，以当代眼光做出全新述评。从“独立个性高官、首富教父、草根逆袭祖师爷、曾国藩价值观颠覆者”四个层面，全面深入讲述，着眼对当代人带来启迪。

　　《左宗棠》：全球首本可以全面、真实了解左宗棠一生的通俗故事书。

　　湖南省社科联原主席、湖南卫视《金鹰纪实》频道《故事湖南》主讲人郑佳明先生是将长沙精神概括确定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所以选择“心忧天下”一词，是根据左宗棠22岁那年写下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上联。郑佳明先生接到《左宗棠》样书后，对作者徐志频说：“感谢你，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可以全面了解左宗棠一生故事的通俗读物了。”郑佳明说，以前在《故事湖南》里他也讲过左宗棠，因为参考版本芜杂，所见故事零碎，讲起来既不系统，也难分真假，节目一旦有意深入，便感到犯难。左宗棠研究专家、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传记组专家杨东梁对《左宗棠》逐字逐句悉心校对，确定了本书传记故事的学术权威性。本书正文部分史实都可以直接引用，而不用担心是道听途说。

　　但《左宗棠》不限于传记，而是一部传记小说。这是全球迄今为止第一部用传记小说方式写左宗棠的图书。既有传记的谨慎严格，也有小说的流畅华丽。与美国作家贝尔斯的评传体《左宗棠传》比较，本书在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描写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长，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来描写人物心理，更符合也更接近历史真实。

　　本书写作前参看过陈明福的《晚清名将左宗棠》、左景伊的《我的曾祖左宗棠》、王林的《大家精要左宗棠》马东玉的《湖南骡子左宗棠》、张振佩的《左宗棠传》、马道宗的《左宗棠傲经》、贝尔斯的《左宗棠传》、杨东梁的《左宗棠评传》等10余部研究左宗棠的专著。发现要么是一些佶屈聱牙的学术研究作，要么是一些编著类的零星散文故事集，这些著作全面加在一起，全部读完记下，仍然无法讲述清楚左宗棠一生经历的故事。野史故事倒不乏其数，见诸各地摊类图书、报章、杂志，但鱼龙混杂，有些似是而非，有些错讹百出，这就需要挑选、甄别。需要与正史来印证。作者再主要参考《左宗棠家书》、《左宗棠全集》，将左宗棠一生经历的史实全部过细梳理，终于形成了本书传记部分的一手素材。作者根据素材，按小说讲述的方式，将情节勾画出来，点缀以描写，再从其他相关图书中找到时代的环境、事情发生的背景，完整的左宗棠一生故事版终于出来了。

　　如果拿徐志频的传记小说《左宗棠》与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比较，则前者的优势在史实谨慎严格。《左宗棠》刚出样书时，徐志频向唐浩明请教书中“左宗棠入张亮基幕府”的细节，根据唐浩明历史小说《曾国藩》，是张亮基“计赚左宗棠”。但徐志频在后面还补充采用了杨东梁校对后的史实，而用历史学家认可的骆秉章“计赚左宗棠”。针对这一分歧，唐浩明这样回答徐志频：《曾国藩》是历史小说，有时为了人物、情节的连贯，有适当的虚构，至于历史事实，我们都听历史学家的。

　　传记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区别正在于，传记小说先有严谨的传记，然后才能小说，它的史实一定全部都有出处，具体写作时用的是小说笔法。历史小说则是在史实基础上予以加工、想象、虚构，八分真二分假，七分真三分假，比方《三国演义》。这也决定了，《曾国藩》中的曾国藩形象，有了一定的文学加工，与七分真三分假的《三国演义》同类，而《左宗棠》中的左宗棠形象，完全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本原再现。

　　《左宗棠》：揭秘“独立个性高官”内情，强烈启迪当下中国官员

　　1、问：如何理解“独立个性高官左宗棠”这句话？

　　答：作为晚清的重臣，左宗棠区别于其他同级或下级官员最醒目的标记，主要是两点：一是卓然的独立性，二是强烈的个性。独立性表现于独立人格，自主选择，自由拒绝。个性则表现为性情刚直、不虚伪，敢作敢当。

　　2、左宗棠成功做上高官，依靠的是自己的“独立个性”吗？

　　答：不错。今人有个误会，以为左宗棠14岁考秀才功名，取得过全县第一名，被看作少年天才。他日后成功，个性并没有改变，许多人为他捏一把汗。读者仿佛以为，如果没有个性，左宗棠官爵可以升得更高，事功可以做得更大。

　　这是完全的误解。

　　论天赋智商，左宗棠比不上胡林翼。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说，“胡林翼聪明绝世，而纳之于平实”。但盖棺论定，左宗棠论官爵还是事功，都令胡林翼望尘莫及，恰在于左宗棠有胡林翼所没有的独立个性。

　　比较来看，左宗棠的天赋智商，在湖南算一流。但放进中国去看，当时国内人才济济，左宗棠不一定能排进前百强。他的同乡、在皇帝身边工作的郭嵩焘，论智慧、思想，天赋就比他高。

　　左宗棠的长处在行动力。但如果失去独立个性，则根据左宗棠的才干合理推断，他在体制内熬个四五十年，差不多能熬个正厅级官员，跟魏源差不多。这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官员中太平淡无奇。何况论思想力，魏源还是左宗棠的启蒙老师。至于收复新疆、援越抗法，这些绝世大事功，没有独立个性，是肯定干不出来的。

　　让左宗棠脱颖而出的正靠个性。正是依靠风格独具的独立个性，左宗棠开创了超越了一个朝代的传奇：在事功上他是自唐以来对中国疆土贡献最大的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能超越同时代人那么远，追问个人素质的首要条件，就在左宗棠毕生都具备独立个性。

　　3、举例说一说，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与他官爵、事功的联系？

　　答：影响左宗棠一生轨迹，决定性的第一步，在1829年。这一年，他在长沙棚户区小书摊上淘书，淘到了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线装版的《读史方舆纪要》，从此迷上农学、地理学杂书。一般人杂书也就看看，但左宗棠不，他倔强到固执地选择凭兴趣读书，专读杂书不看正书，为自己科考失败埋下伏笔。做八股还是学经世致用？左宗棠凭个性放弃做八股，26岁三次会试不中，干脆单方面宣布“罢考”。这种气魄的事，也只有左宗棠这种个性的人说得出做得到。

　　综观《左宗棠》中左宗棠成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他一生轨迹路线的背后因素，是他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的独立性。1852年，他以独立幕僚身份与张亮基合作，宣布:合得来就干，合不来我就走人！后既拒绝做知府，再又拒绝跟张亮基去山东。一切以自我意志为决定。1860年，他拒绝去四川做官，而选择帮曾国藩办军队，且自名楚军，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法来办。这些环节，都是左宗棠完全独立自主决定的。不是他故意特立独行，原因是他确实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些都是独创性的，只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不能受任何人指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放弃独立选择，听命于他人，则都不可能有后来的左宗棠。

　　放弃独立性，不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左宗棠则要么做了知府，要么做一辈子幕僚，当代诸葛亮肯定是做不成了，则从官爵到事功，左宗棠都要渺小得多。今天也没谁有兴趣还来关注他了。

　　4、收复新疆的绝代事功，封了东阁大学士（宰相）的至尊爵位，做了军机大臣高官，这些也得益于左宗棠的“独立个性”？

　　答：不错。我们看左宗棠起步阶段最关键的两次提升，得益于两个人：陶澍与林则徐。陶澍在南京考察左宗棠，就是认可了左宗棠自尊到近似过敏的独立意识，发现了他的担当能力，所以独子托孤。而林则徐受陶澍影响，湘江夜话，对左宗棠进行新疆事业托孤。没有这两个人的提拔与指点，左宗棠基本无望进入官场，更无机会去收复新疆。

　　再看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事儿原本是朝廷反对的。慈禧后来从反对转向支持，不是头脑发热，最主要的原因，是君臣多年，他已经看清左宗棠的个性。左宗棠个性刚直，真实都写在脸上，表达在嘴上，不与朝廷勾心斗角，而且有担当能力，这是朝廷梦寐以求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擅长忽悠，个性收敛、温和、虚与委蛇，慈禧与他面和心不和，相互利用，相互猜忌，彼此放不了心。慈禧只对左宗棠彻底放心，这是左宗棠有机会收复新疆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清廷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库空虚，借钱也敢拿5千多万两巨款去收新疆。清廷敢做这种绝大的冒险，是因为身边有个左宗棠。慈禧有句保护他的话：“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无以复加的荣誉，正基于对刚直个性的左宗棠的信任。在集权体制下，皇帝与官僚集团的矛盾，是执政团队的首要矛盾，皇帝与属下相互猜忌是必然的。左宗棠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在集权体制里，可能会得罪官僚，但恰恰最对皇帝的胃口，所以左宗棠可以两次入值军机。慈禧委派他去做两江总督，也是希望他多赚钱，这种信任，已经是关心他的家事与身后事了。要知道，慈禧对曾国藩与李鸿章可是像防家贼一样，从来就没有放过一天心的。

　　5、今天官员需要左宗棠式的“独立个性”吗？

　　答：每一个有能力者必有个性，只是个性千差万别而已。

　　个性的左宗棠终生保持独立人格，不屈从，不违心，是左宗棠一生成就非凡事功的根本原因。

　　我们谈官员需要个性，因为官员首先是个人，独立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官员没有例外。如果官员没有个性，则已经是官僚机器，这样的人物，对民众绝对不是福音。

　　个性说白了就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里的真性情。无论张扬还是平和，犀利还是宽容。没个性则是指被压抑后表现出来的不自然的性格状态，而不是真没有。自古以来，没有官员喜欢自己压抑着不自然，时刻要装。

　　我想起记者柴静在新书《看见》里写到一个官员，在官场里一直很真实很犀利地说出真相，但不降反升，同僚都感到奇怪。柴静问原因，官员说，自己把握一个原则：准确。不一定说出所有的真实，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禁得起检验的真实，上级需要这种官员。

　　既无独立人格，也压抑个性，那是曾国藩。作家流沙河说，读曾国藩感到“可怕”，因为你从他树皮一样的表情里，根本不知道他在想干什么，打算干什么。主持人白岩松也说，读《曾国藩》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曾国藩与专制皇帝是同一副表情，所谓天威莫测、天意从来高难问、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普通人见了他就噤声了，自觉跪下来臣服。

　　曾国藩60岁刚过就死了。死得这么早，不排除他不敢表达“准确”，天天自我压抑，活活将自己累死的。他死后也不安生，他自己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嘛。实干个性高官左宗棠，则根本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心理负担，自在潇洒得多，他还梦想“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销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呢，同时，左宗棠事功也要伟大得多。为什么呢？心理少顾虑啊，不用瞻前顾后，提心吊胆，所以可以叫人抬着棺材去打伊犁。左宗棠毕生唯一的心理负担，是自己一生打仗，杀了不少人，尽管是出于“朝廷正义”，但他也认为，只要是战争，都是“毒天下”，是一种罪过，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原罪。

　　当然，性格有利必有弊。官员都有人之为人的个性，无论选择“独立个性”，还是放弃“独立个性”，都是有代价的。比较来看，选择“独立个性”既不用装，也不能掩饰，真我人生，成功的机会也大。怀疑这句话的人，是因为他的“独立个性”也是装出来的。按自己本来的自然的性格去办事处世，不刻意，不迎逢，做个真实的官员，确实于人于己有利。

　　《左宗棠》：“首富胡雪岩教父”的方法，对当代商人有现实启发

　　1、怎么看待左宗棠与胡雪岩那种官员与商人合作？

　　胡雪岩本来是安徽一个放牛娃，后来做了钱庄的跑街、伙计，算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是时代商业兴起的机会，加上个人的努力捕捉，让他有了鱼跃龙门，在商业上创造成功奇迹的机会。

　　胡雪岩生活在帝国集权时代。士农工商，士人是平民中的最高等，商人是平民中的最末等，胡雪岩要想在商业上成功，必然需要借助权力。他开始选择投资培养官场代理人王有龄。将一个买官的王有龄，从县令扶上了浙江巡抚的高位。但人算不如天算，因为太平天国起义，王有龄横尸衙内，这才有后来阜康钱庄老板胡雪岩寻找新任巡抚左宗棠谋求合作的故事。

　　士人左宗棠开始并不懂商，就象他没学过军事，开始并不懂带兵打仗一样。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左宗棠是在攻打浙江时胡雪岩意外赠送30万担粮食，尝到了甜头，才想到发挥胡雪岩的商业才能，让他做起自己的军事“后勤部长”。

　　左宗棠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分调动胡雪岩的商业天赋，这种“士商配”，在当时发挥出了一种正能量：没有胡雪岩的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缺钱缺粮，根本不可能实现。胡雪岩也享受了一个成功商人历史以来所应得到的荣耀：戴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所谓的“红顶商人”。他们的合作，对中国收复领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没有左宗棠，则胡雪岩不可能在商业上做得那么大，财产达4千万两白银，是清廷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果没有胡雪岩，新疆肯定还是要收复的，但左宗棠肯定还要走更多曲折的路。

　　但必须指出，“士商配”在帝国集权时代，是一种没有前途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左宗棠事先不知道，胡雪岩自己也想不到，在权力的阴影里，商人注定没有明天。

　　明朝皇帝朱元璋与大商人沈万三就是教训先例。沈万三帮朱元璋建皇宫，比皇帝的建筑队提前三天完成，让皇帝很没面子，结果挨了批评。沈万三为了挽回面子，又自作主张，拿出200万两黄金帮皇帝犒劳建筑队，没想到朱元璋更加感到自己没面子，最后罚没收沈万三全部家产，将他本人充军云南。胡雪岩没有走出沈万三的宿命。

　　只要是在集权体制里，左宗棠与胡雪岩这种官员与商人合作，无论商人做得多好，多大，对国家与民族做出多大的贡献，最后注定商人是要家败名裂的。这就叫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2、作为发起洋务运动的主将、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有哪些创新？

　　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践上，左宗棠培养了中国首富胡雪岩，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但左宗棠在发展经济上，对当时的贡献以及后世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一例。

　　左宗棠一生事实并不喜欢打仗，虽然他非常擅长指挥战争。1852年所以出山，是因为太平军已经打到湘阴，他出山初衷是“保卫桑梓”。平定太平天国后，他已经解甲一心治理闽浙。1866年，剿灭捻军出发前，他已经全心在谋划搞经济与办教育。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1867年一手规划设计的。与曾国藩早三年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比较，这不是纯军工企业，而是国防企业。左宗棠更在意办民生企业，甘肃呢织总局就是一个纯粹的民生实业。曾国藩更在意军事与维稳，左宗棠全身心在国防与民生，这是他们搞经济的立意差别。

　　左宗棠真正对后人有启发的，是他做两江总督时的一些新主张。这些新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商督商办。

　　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得惊人的提法。商督商办的意思，就是商人的事情商人自己联合起来解决。也就是“商民自决”。左宗棠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新的提法：“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力”，“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力，更尽民间未尽之力”，“民利仍还之民”。左宗棠甚至干脆下令放权：商业的事情，商人自己说了算，我们官方只管你不违法乱纪就得了。

　　比较来看，当时清廷的想法是“官督官办”，李鸿章的做法是“官督商办”。这些用今天话说，叫大办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当时都被实践证明是弊端巨大的做法。但商督商办一直没有实现，因为在大清帝国没有实现的条件，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都是如此。1904年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会——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也都还没有实现商督商办。因为这意味着《商会法》的颁布，商民依照法律，自律与自治。今天，中国的商业还在朝着商督商办的方向努力，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重大部署，“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说的就是这个想法。可见，左宗棠的创新超越时代100多年，当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意义不能不说深远。

　　胡雪岩的陡然爆发与瞬间破产，对当代商人有什么启发？

　　胡雪岩最后在商业上惨败，败在国际生丝贸易上，有几个原因。一是大清帝国的集权体制里，原本依靠权力，从边缘孽生的商业资本，参与国际化资本运营，先天不足，胡雪岩自身缺乏娴熟的资本运营技巧。二是李鸿章“倒左先倒胡”的策略，让胡雪岩成为朝廷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工具，胡雪岩的商业命运与左宗棠的政治沉浮捆绑到了一起，“政息商亡”是无法逃脱的结局。

　　靠山就是火山，这是集权政治中商人的宿命。

　　胡雪岩的陡然爆发与瞬间破产，提醒我们，商人的个体权利、企业的法人权利，对商人与商业而言，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就像汹涌澎湃的海水，有无个体权利与法人权利，就好比商人与企业到底是海边沙子还是海岸礁石。海浪随时淘洗与摆布沙子，但却摇动不了礁石。

　　商人没有公民权利、企业没有企业公民权利，面对政治没有完善的法治护身，则商人永远逃离不了胡雪岩式悲剧。阜康钱庄与胡庆余堂富甲中国，是当时冠盖全球的“土豪金”，还不是一夜之间土崩金销。毛泽东说：“你不办政治，政治就会来办你”。没有任何一个商人可以离开政治从商，“在商言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话语。商人若不积极站出来，提出权利保护的要求，跳出商业利益的小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则商业做大之日，也就是做“胡雪岩二世”之时。只要整体缺乏一种良善的法治环境，人治则为“枪打出头鸟”提供社会环境，不拿你开刀拿谁？

　　《左宗棠》：“草根逆袭祖师爷”的成功路，是当代青年的励志楷模

　　1、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与他的家世有什么关系？

　　答：左宗棠先祖7代秀才，是标准的“乡绅世家”。 乡绅是读书而不做官的士，他们在民间自治中担当重要的角色，对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传播，起到桥梁作用。这是左宗棠从小接受的“读以传家”的文化影响。

　　但左宗棠不幸生活在一个家道中落的“乡绅世家”。15岁那年，母亲死了，18岁那年，父亲死了。到20岁时，大哥死了，三个姐姐出嫁了。8口之家，转眼只剩2人，家里窘迫到无米为炊，左宗棠靠在城南书院的奖学金与去湘潭倒插门来度过难关。从乡绅子弟坠落成湘上农人。从“读书人”变成了“耕地人”。“耕读传家”就这么无意中产生了。

　　人的性格、做事的风格，与他的成长经历相关。耕种之人重实践、实干、接地气，说人话。因为与土地打交道必须老实，人骗土地，土地就让你歉收。读书之人有文化、识见、眼光，有风骨、有天下担当情怀，这就是《毕业歌》里说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只是读书人才会有这种担当天下的情怀，这是士人处于贵族中的末等（天子、诸侯、大夫、士）与平民中的最高等（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有文化、识见、眼光，有风骨、有天下担当情怀，重实践、实干、接地气，说人话，这是“耕读传家”的家世现状带来的。

　　2、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与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

　　答：左宗棠的性格，有优势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缺陷用他自己的说法，叫“婞直狷狭”（婞：读xìng，倔强，直：真实，狷：读juàn，不为，狭：偏激）。他自己很清楚，“吾以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

　　这是一种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相互交叉的性格。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与早年家道中落有关。从一个绅士家庭，坠落成平民之家，对读书人来说，斯文扫地，尊严感被严重刺激。左宗棠从15岁起，连遭家庭不幸，20岁以后又接连三次会试失败，他的自尊与自信同时遭遇严重打击。在打击面前，人可以取两种态度，一是消极堕落，二是迎起反击。左宗棠属于后者。他的心气被挫折激发出来了，蔑视打击。跌到了有什么了不起？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反过来称自己是“当代诸葛亮”！坚信自己是牵牛星降世！这种心理支撑，他才会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豪言。不是“婞直狷狭”的人，那里说得出这种大话。

　　倔强到近似偏激的人，自尊心过强，进而带来的，是心气过强，是独立意识超强。

　　心气高强，是左宗棠一生大成的密码。他办楚军，练胆、练心、练打仗技术，靠的就是气势。左宗棠自己当年不会想到，他这种精气神，与湖南地域民风接通了。接地气者有力，行动必胜，所以左宗棠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永不打败仗的常胜将军之一。

　　至于独立个性，恰恰也是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的关键，前面已经分析过，可以参考。

　　从左宗棠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性格，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用对了地方与用错了地方的区别。左宗棠这种性格，每到关键时候，都用对了地方。无论是朋友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的欣赏，还是慈禧的信任，都得益于左宗棠这种独特的个性。

　　3、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与他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答：一个人能够引领一个时代，支撑起一个朝代，则一定是这个人的气质迎合了时代所需要的气质，能够唤醒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气。

　　左宗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国家内忧外患，全球化大幕开启一角，朝廷注定会被动卷入全球化，遭遇失落与挫折。他出生那年，法国拿破仑带65万大军入俄，这是军事全球化的国际战争，美国花旗银行前身成立，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迷梦将被打破，像从有尊严的绅士将变成任人欺凌的草根。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一切不幸成了事实。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左宗棠的个人遭遇，像国家的遭遇的缩微版。

　　将清朝看作一个人，他的经历与左宗棠个人经历，十分接近。左宗棠从跌倒中爬起，从挫折中奋发，倔强到近似偏激，形成独立个性，与清朝朝野这种独立、尊严的潜在的人心需求，接通了。

　　在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雄的时代，左宗棠应时代呼唤与需要挺身而出，做成了顶天立地的民族大英雄，这就是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个人成长环境三者合拍后的必然产物。

　　4、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与他的个人素质有什么关系？

　　答：关于左宗棠本人素质评价，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将他当作屡考不上，依靠个人努力追上来的典型；二是将他当作天才，不屑于科考，同样可以取得空前绝后成就的奇人。

　　这都是言过其实了。左宗棠23岁第二次会试，事实中了，只是录取时刷了。他不是屡考屡败的励志典型。左宗棠的个人天赋，确实很高，但不在做学问。他长在“用书”，将书本知识用到行动实践中去。他不算一流的学者，也做不成。将书本知识用于实践，做到至高、大成，他可以看作是清朝第一人。

　　就个人素质中的性格素质而言，左宗棠的高明处，就在于他善于运用自己性格的短处。人们一般说“扬长避短”，这不高明，因为短还在那里。“取长补短”更不高明，因为短处消耗了一部分长处。左宗棠的独特做法，是“扬长用短”。

　　比方说，左宗棠倔强到近似偏激，这一点本来让人讨嫌，但他将这种性格发展成了率真、刚直，就让人欣赏。在为事实而争、为真相而争方面，倔强到近似偏激，确实成了一种优点。左宗棠举报曾国藩谎称捉到了太平军幼天王，举报李鸿章谎称捉到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都是这一性格带来的，朝廷欣赏。在带兵方面，左宗棠根据自己性格，列出用人标准是“廉干”，可以造就一支铁军，也是善用其短。他根据自己的性格，定下朋友交往规则，是“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也是善用其短。他跟胡林翼当面也争吵闹过不和，但胡林翼跟他好得成铁哥们，逢高官就荐举左宗棠，就是他私交的“居心宜直”后面，还有“用情宜厚”。孔子说，交友三原则，友直、友谅、友多闻。“居心宜直”是友直，“用情宜厚”正是友谅。

　　这样看待左宗棠的性格缺陷？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性格，我们每个人事实都存在一些性格上的缺陷。若真有性格完美的人，事实就是曾国藩讲的反面，“花已全开月已圆”，这本身就是预示残破与衰败的悲剧。《周易》讲的“否卦”与“泰卦”，就蕴涵了这个道理：天地颠倒过来了，是“泰卦”，天地都各就各位，是“否卦”。因为缺失、不完美，人就有不断追求完美，走向完美的机会，它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否卦” 天地各就各位，完美了，但也静止了，不需要任何变化、运动。静止意味着衰落、消亡。所以聪明的人都会“求缺”。曾国藩在他的书房门口写上的就是“求缺斋”。

　　“扬长用短”背后有很深的哲学、文化根据，左宗棠给我们带来启发，我们都可以学一下。

　　5、左宗棠一生事功大成有哪些偶然性与必然性？

　　答：左宗棠青年时代只是一个凭兴趣求真学问的学子，他的当代诸葛亮梦想，在他26岁单方面宣布罢考后，根本看不到实现的希望。所以，他后来的经历，都是偶然接偶然的，包括左宗棠自己在内，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算出他事功大成的路径。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从这点来说，左宗棠的成功路径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他自己的人生下意识的规划，对将偶然转化成必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左宗棠早年不放弃做“誊录”，他可能会熬成一个县令。如果入林则徐幕府，他可能会终其一生成为一个魏源式的出色幕僚。如果跟张亮基去山东继续做幕僚，他可能会随着张亮基复杂的官场沉浮，在人生起步阶段留下污笔，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不放弃去四川做官，就没有后来的楚军，他又变成一个“治民”出色、成绩平平、升迁无望的官僚。

　　规划人生，学会拒绝，心中始终存大目标，这是左宗棠抓住无数个偶然机会，将偶然一个接一个转化成必然的根本原因。

　　6、左宗棠的成功方法对当代草根青年有什么启发？

　　答：一生只为一件大事而来，凭兴趣、求真学问、不抛弃、不放弃、用一生时间去追梦，这是左宗棠事功大成的根本原因。

　　作为传统乡绅世家的孩子，左宗棠求学经历与普通士子一开始并没有任何不同。带来改变的，是17岁进城南书院，爱上逛地摊书市，放下正规教育课本，对民间杂书感兴趣。

　　18岁在湘水校经堂读汉学、学经世致用，这是左宗棠一生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里最后有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拿一把“如来神掌”之类的杂书，向一个世家子弟的儿童推销说：小朋友，来来来，买一本，怎么样？拯救世界和平，就靠你了！这个故事，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如果将18岁那年穷酸到身上只带5个铜板、4枚铜钱的左宗棠在长沙棚户区跟卖书的老汉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转换成镜头语言，我们会发现，它简直就是左宗棠的纪录片！

　　左宗棠求学敢叛逆，科考敢反抗，读书善独立思考，行动上不怕翻窗越墙，这是他求得真学问的不二法门。在理学作为主流正统的时代，在义理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的朝代，左宗棠学习经世致用学问，醉心于“艺事”（技术学问），是离经叛道。但20多年后，洋务运动兴起，左宗棠总督闽浙，位高权重，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这就是草根逆袭，也是民间改变官方，边缘变身主流。

　　左宗棠带给青年草根最重要的启发，不是学打仗，也不一定是做高官，而是坚持他这种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怀大目标的方法，不管站在什么领域，成绩不管大小，总有希望干出一番真正的事业，成功逆袭，由边缘切入主流。

　　《左宗棠》：颠覆曾国藩价值观，开启一个新时代先声

　　1、提起湘军，人们想起曾国藩。《左宗棠》在书中怎么看？

　　答：根据本书对史实的叙述：“湘军”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这时曾国藩手下的兵勇已经从15万主动裁撤到3万，迹近解散。

　　1853年，曾国藩带出的团练，正式名称叫湘勇。

　　湘军历来指一个集合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军队：一、王錱创办的老湘营；二、曾国藩创办的湘勇；三、鲍超创办的霆军；四、左宗棠创办的楚军。

　　以“湘勇”借代集合体“湘军”，并无根据。人们将曾国藩当作湘军的代言人，只是因为出版曾国藩的图书繁多，最近几十年名气太大了。真实的历史被无意误传了。

　　质疑曾国藩湘军代言人的资格，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曾国藩不是最早在湖南创办团练的人。据《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披露的史实，是江忠源。1844年，江忠源在湖南新宁办成团练。依靠这支民兵队，战功显赫，迅速做上了安徽巡抚，官职与后来的胡林翼平齐。可惜由于江忠源刚烈冒进，1854年1月在一次战斗中因轻敌意外战败，投水自杀。

　　其次，曾国藩不是最早在湘乡创办团练的人。王錱跟着老师罗泽南1852年在湘乡就已经将老湘营办出了声势，这支民兵队是曾国藩创办湘勇的模板与其后依靠的主力。曾国藩创办湘勇是1853年1月21日才有的事，按唐浩明先生《曾国藩》的说法：最早是受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做幕僚的左宗棠的书信推荐，以及朋友郭嵩焘的当面劝说，加上张亮基的文书要求，曾国藩才利用罗泽南的班底，办出1000团练，作为湘勇起家的本钱。

　　其三，曾国藩在湘勇中的作用，不在军事，也不在指挥。湘军四大巨头各有所长：论刚烈、勇猛，江忠源的团练第一；论善打、常胜不败，王錱的老湘营第一；论血性与草莽，则鲍超的霆军第一；论军事创新与历史贡献，则左宗棠的楚军第一。

　　其四，曾国藩不是湘军事功的集大成者。论真正的历史贡献，最大不在曾国藩的湘勇，而是湘军旗下的楚军。左宗棠的楚军，是1860年下半年才独门独户办成。左宗棠凭借楚军打下的班底，后来扩建为西征军、又组建恪靖定边军，不但收复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而且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取得晚清唯一一次外战的胜利，直接导致法国内阁茹费理内阁倒台。对仅仅平定了太平天国，镇压捻军白白浪费两年还遭全盘失败的曾国藩，无论是当时还是放进历史看，不能望其项背。

　　曾国藩被误会成湘军代言人，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他坐镇安排，让九弟攻下了形象工程南京；更主要则源于唐浩明先生长篇小说《曾国藩》巨大深远的影响。小说塑造出来的人物影响力远远超出史实人物真面目，古有《三国演义》。诸葛亮凭空成了“智圣”，雅量非常的周瑜却成了羡慕嫉妒恨的狭隘小人、慷慨大气的曹操也不幸成了奸雄。周、曹两人躺着中枪，曾国藩则是躺着上了神坛。

　　就《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披露的史实，基本可以结论：湘勇、老湘营、霆军、楚军合成的湘军，真正的代言人是左宗棠。

　　2、左宗棠与曾国藩在历史当时多有冲突，《左宗棠》怎么看这些冲突？

　　答：引发冲突，不外三个层面的原因：

　　一是意气之争。左宗棠与曾国藩从来尿不进一个壶，他们的见面礼是争论。好一点的还只是相互指摘、拆台，坏一点的就成了对骂、吵架。翻遍正、野史，就差没打架。

　　但用言语骂架，杀伤力有时要超过拳头。

　　当越来越无法承受左宗棠的“论人太尽、面折人过”，个性刚直与真气逼人，向来以隐忍著名的曾国藩，想到写对联来骂架。经过深思熟虑，他眯起一对三角眼，做出这样一句揶揄的上联：

　　季子自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

　　左宗棠字“季高”，曾国藩将字拆开，骂他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要命在中间两句：“仕不在朝”，是揭他的疮疤，讽刺他屡试不中；“隐不在山”，是揭他老底，讥笑他才宣布隐居又出来做幕僚。左宗棠平生最怕这两件事，现在居然被拎出来曝光，这让他情何以堪？最后一句明显是以大哥的口气来训话：左老弟你不要一味固执已见，与我老曾意见常相同才对嘛。

　　心气很高的左宗棠被刺得既伤又痛还怒，他当然要还击。恼怒不会阻塞他的才思，反倒可以激发灵感，他脱口而出：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有何曾？

　　这算得上是神来之笔的绝对。对仗工整，寓意全含，而内容无一不打中了曾国藩的死穴。

　　曾国藩打仗出身，但凡是他带兵打的仗，没有不失败的。如果打赢了，多是他在遥控，部下在指挥冲锋陷阵。“进不能战”，是武力、勇气不行，叫庸将；“退不能守”，是拍板、用人很差，属庸帅；不懂“经济”（经国济世），则更是迂腐陋儒。

　　统帅最重要的本事，一是敢拍板，二是会用人。文章做得好，可以当作家。写得好的作家不是会打仗的军事家。擅长做道德文章的曾国藩如果没有“经济”才能，岂不成了“混世侯王”？

　　客观地看，两人的攻击虽都在以事实说话，但无疑都因为夸张而导致片面了，两人的本事其实都还很大。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能力缺陷，通过这幅相互攻击的对联，无疑透露出来了。

　　二是真伪之争。左宗棠与曾国藩个人之争，意气之争，一直在小吵小闹。他们终于闹到决裂地步，是在湘勇打下南京后。引发争执的由头，是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又名洪天贵、或叫洪福瑱，生于1849年11月23日）到底有没有死？

　　1864年7月，曾老九（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陷南京，血洗全城，城门洞开，金山银海，任兵争夺，纵火焚烧8天8夜。10年前曾国藩承诺湘勇“打南京，发洋财”的目标实现，士兵放开手脚，抢钱抢宝抢女人，场面狼籍。“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曾老九嗜血成性，命令湘勇将早已自杀的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燃引信，打到江中。

　　但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哪里呢？众将领邀功请赏的投机心理正切，他们便向大帅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被烧死。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发贼”被一网打尽，“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咸丰皇帝看后，心花怒放。

　　就在朝廷上下皆大欢喜，高官们弹冠相庆，皇帝也正准备对湘勇论功行赏时，半路杀出个左宗棠。

　　左宗棠既不是去喝喜酒的，也不是送庆祝鞭炮的，他带着一颗“言论炸弹”来了。他直接向朝廷上一道密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伪幼主洪天贵福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正在召集残余部队，准备卷土重来。

　　沉浸在兴头中的咸丰皇帝顿时像被瓢了盆冷水，懵了。他喜转怒，下旨要曾国藩赶快解释。

　　曾国藩知道这下闯祸了，一旦查实，这可是欺君大罪。而曾国藩可是以“忠君”为本的。

　　创办湘勇时，曾国藩就明确了“忠君”。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荼毒生灵，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正因为有了这个道义优势，他才可以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以“卫道士”自居的曾国藩，“忠于文化、忠于皇帝”，经左宗棠捅破，自打了嘴巴，只好硬着头皮辩驳，说洪天贵福确实已死。为什么被左宗棠传说又活过来了呢？因为黄文金要纠合太平军余众，需要一面稳定人心的旗帜，他在谎借洪天贵福的名义，作继续垂死挣扎；至于洪天贵福本人，是真死了。

　　咸丰皇帝糊涂了，不知道相信谁。他再下旨问左宗棠，洪天贵福到底是死是活？左宗棠一口咬定：没死。他还提供证据：伪幼主洪天贵福于6月21日（阴历）已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左宗棠据此定性，曾国藩有欺君之嫌。

　　结论一作，事情闹得更大了。幼天王活不见尸，死不见鬼，咸丰皇帝只能看两人嘴巴辩死活，自己越听越迷糊。

　　刀兵伤人身体，口水伤人心灵。主帅再打口水战，文字仗越打越猛，毕生交情也被打得化了水。

　　争执的后果，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剿灭，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8年时间，两人再没有任何书信来往，更没有见过一次面。

　　到底谁对谁错？关键是看谁撒了谎。

　　曾国藩在撒谎。后来的事实是，1864年10月25日，洪天贵福才被抓获，被押入席宝田部兵营；同年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南昌，南昌知府许本墉和江西巡抚沈葆桢分别对他进行了审讯；咸丰皇帝为避免让曾国藩尴尬，就避开他，授权沈葆桢就地处决。1864年11月18日，洪天贵福被绑赴市曹（南昌市内商业集中之地）凌迟处死。

　　三是价值观之争。长沙当时有两个著名书院，一是叫岳麓书院，一是城南书院，都是理学重地。嘉庆、道光以来，每届山长都在这里讲习。

　　曾国藩1833年进入岳麓书院，这里正是主流高等学府，讲的是正统程朱理学。左宗棠4岁迁居长沙，从小进入城南书院，从主流理学课程向“时务学”过渡。18岁进入湘水校经堂，这里跟民国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样，多穷苦人家孩子。学校办学方针也大胆改革，不以科举为目的，提倡当时在官场里毫无用处的经世致用学问。

　　如果说，科考前两人是性格决定命运，现在则是选择决定命运。曾国藩从岳麓书院时起，选择深入研究程朱理学，最后成为清朝第一的理学大师，“道德之名”横贯整个朝代。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开始放弃程朱理学，在湘水校经堂专攻“无用之学”的经世致用，最后事功显赫，“一艺一伎之名”流传，成为“自唐朝以来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

　　“经世致用”我们已经知道，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问以有益于国事为前提，提倡文章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的不切实际。

　　那么，什么是理学呢？

　　理学是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到清朝时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一派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坚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程朱理学研究大本大源，提炼出核心观点：“存天理，灭人欲”。

　　人们多疑惑，儒家学说在汉初已被“独尊”，治理中国已经上千年，宋朝时为什么还要创新出理学？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社会生产发展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享受多了，“人欲”被激发了，他们的主见意识强了，选择花样多了，人心变了，社会越来越不好管了；二是从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传播“众生平等”的观念，这时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威胁到集权的皇帝制度，让朝廷很难再用“独尊”的儒学借助皇权，强行管制住吃穿不愁、生活自由的老百姓了；三是道家哲学的“自然、天性”观点，主张发展顺应天性，社会应人性化，在支持个人的欲望生活。而《清明上何图》式的市井生活，让社会思想观念、个人选择开始多元；《金瓶梅》式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个人情欲生活，也开始流行。这种社会价值观多元、多极的变化，进一步严重威胁到高度集权的皇帝制度。

　　社会事情全变，孔孟儒学已经过气，派不上用场，那就必须直面现实，与时俱进，搞理论创新。

　　如何让“爱自由、尚人欲”的新时代的老百姓回归，再度生活到“人与人不平等”的儒家仁学（仁爱的本义是“不平等的爱”，与人人平等相爱的“兼爱”是反义词。）体系中去？而且，让每个人主动去掉个人自然的、天性的、自由的生活欲望，回归到“千人一面，万人同想”，来维护封建皇权制度？

　　湖南道州的周敦颐在家乡的月岩山中苦思冥想，在批判佛、道哲学的同时，受月岩山看月亮有三种形状的启发，顿悟理学。他写出《太极图说》，用249个字，夯实了理学的哲学基础。

　　周敦颐的学说，说深奥很深奥，但他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积极应对佛、道挑战，将佛、道学说巧妙地融汇进儒学中来。

　　比方说，莲花本来是佛的象征，是“众生平等”的寄托物，周敦颐写《爱莲说》，称莲花象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儒家君子人格，是儒家之花。经这么一转化，佛、道逐渐都被转化进儒学，被包容、消化。儒家“人与人不平等”观念再次成功领诸学说，成就了儒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万古真理，封建制度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又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被论证符合天地、自然真理，不用再担心垮掉了。

　　其后，元朝蒙古族人主政，忙军事扩张，少数民族新鲜文化血液汇入，执政短短97年，理学弊端并不明显。到朱元璋建立明朝，理学弄得王朝内敛、封闭，制度弊端毕现，直接导致后来万历皇帝与官僚集团对抗。但明朝不反思，对内不改革，对外不开放，反出台“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让外来先进思想难以传入，所以在老牛负重般艰难爬行中，王朝好歹苟延残喘了276年。

　　但到了晚清，老皇帝遇到新问题：中国海禁政策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炸沉了，中国人发现，天朝上国原来并不是真正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诸多国家中的一个。而西方的商业文明，带来契约意识，人格平等、社会自由、政治民主的理念，再次冲击晚清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制度，帝国再次变得摇摇欲坠。

　　曾国藩要来挽救，他能怎么办？照前人的方法：周敦颐在儒学中融汇佛、道，曾国藩依葫芦画瓢，将西学融入理学。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理”，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艺事”。“义理”求义，“艺事”求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义利截然对立，曾国藩怎么融汇？他用唐鉴的教导，“抓理学，促经济”。也就是“义中求利”。这种思想，催生了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

　　现在，曾国藩以“卫道士”的封建官僚身份，接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历史使命，将理学这根老黄瓜刷上绿漆，作为新武器来改造中国。

　　他的方法有二：一是以反对“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的名义，通过剿灭太平天国的“立功”方式，来捍卫儒家文化的正统，进而守卫住“存天理”的皇权制度；二是通过治军、从政、记日记，写文章，著书立说，办洋务，身体力行，来“立德、立言”，将“灭人欲”的理论实践出来，用事实证明晚清皇权制度的合理性。

　　太平天国灭亡，保住了清廷皇权。在旧王朝中，曾国藩以身示范理学，著书立说。强大的封建传统再次回潮，曾国藩得到帝国士子认同。“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曾国藩走上神坛。

　　但正如庄子所选择，一个大活龟与其当死乌龟放在神坛上供人膜拜，不如在泥巴里自由自在地打滚。理学大师曾国藩的麻烦是，他不是神坛乌龟，而是血肉之躯的人。普通人、正常人具有的欲望，他都有。

　　曾国藩对女人的欲望甚至比一般人还强。同治皇帝去世时，他按捺不住，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娶了民女赵曼做小老婆。但大多数时候，只要通过毅力按捺住了“人欲”，曾国藩就会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眯起三角眼，冷眼看这个花花世界。

　　1866年冬天，曾国藩剿捻失败，连遭言官弹劾，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心灰意懒。刚好第一个鼓动他创办团练的郭嵩焘被罢了广东巡抚，失魂落魄。两人书信往来，同命相怜，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问中国官场怎么了？

　　压抑过多过久的曾国藩遭遇政治失意，意识到上了理学的当，开始对理学怀疑，对理学家进行抨击：

　　“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乃正搔着痒处。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列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佑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学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仆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曾国藩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只是压抑过久、失意过深的一时发泄。理学已经融进他的血液，长成他的骨髓，自己反抗自己，总是苍白无力。

　　理学带来的“道德之名”，这时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箍住了曾国藩。他不敢越雷池来表达他的真实人性、欲望，而道德虚构出来的那个端坐在神坛上的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曾国藩，让他终于人格严重分裂。他只有不停地写日记、家书，通过隔空表白，来化解这种压抑感。但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而一直闲置在民间，以“时务、经世致用”学问研究为兴趣的左宗棠，却没有这些负担。他少年时起反八股，反理学，实践经世致用，践行孔孟儒家的“君子之道”。

　　3、与曾国藩比较，左宗棠可以给当下的中国人带来什么？

　　走进曾国藩的内心，我们有个感觉，人像掉进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惧、惊险，读曾国藩可以发现：个性被压抑后，人还可以变种成这样。

　　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装。

　　与曾国藩比较，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

　　左宗棠处处有个性，见自己，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为什么会出现“南辕北辙”？

　　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

　　个性带来自我，自我催生独立。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对应的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所以凡事都着眼私利，所以办事始终处于被动，所以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是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下场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一个重要原因，在之前“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结构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共和制度出现之前，中国哪里存在这样的环境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朝着阳光这个方向走，即使眼前暂时仍一团漆黑，但前方确实有看得到的光明。

　　中国以改革开放为界，民众的个体与权利意识，在这里有个分水岭。计划时代，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改革发育出市场经济，市场里自然开放出了社会，社会的自由空间，又培育出了公民，公民养成了独立的个体意识，自由的价值观念。

　　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独立自由意识的公民也越来越多，他们是市场精神培育出来的天生的平等派，主张用平等的法治来调节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这样的环境里，法治的公开、公正、公平观念，社会的契约意识，都深入他们的骨髓。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群体观的道德优势、高调而空洞的口号，复杂而高深莫测的关系学，开始失去民众的土壤。社会的公平性、个人办事的能力，个体的自我感受，成为公民关心的地方，也是影响他们前途与命运的因素。

　　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每个人只要正常，当然都会选择像个性的左宗棠那样生活，这符合人之为人的天性。曾国藩的那种“即生时如在地狱”的生活，没有人会再主动选择了，除非变态。

　　以有无个性，是否保持了个性作为分界线，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在民间行动，与官方合作，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难道人有个性，就完美无缺了吗？显然不是。任何个性，都会还有问题。比方左宗棠因为个性刚直，对儿子左孝威的公子哥儿习气看不惯，出口大骂，骂得儿子吐血，即是个性弊端一例。

　　对所有人而言，强调解放个性，关键原因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被强权压制，都愿意舒张自己的个性，而不是逆来顺受被人踢，这是天性，社会进步应适应人的天性，而不是相反。人的幸福程度与天性的满足成正比，与压抑天性成反比。相对于压抑个性，解放个性最不坏。

　　何况，每个人都关注尊严，而尊严就是人的价值，个性尊严不但是人区别于他人的根本标志，也是人存在的价值证明。没有个性，则无从谈尊严，没有尊严，人就沦丧成千猴一面的猴子。这个就是那个，自己不是自己。

　　个性与尊严对每个人都如此重要，所以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4、有读者说，《曾国藩》影响了上一个年代，《左宗棠》开启了时代先声，你自己怎么看？

　　答：写传记小说，可以有三个视角。站在历史看历史，叫历史视角，站在当下看历史，叫时代视角，用个人眼光看历史，叫私人视角。《左宗棠》用的是时代视角。

　　用时代视角看《曾国藩》，会发现今天时代完全变了，曾国藩所倡导理学那套价值观，今天已经完全被颠覆了。用政治学者刘瑜的一部书名说，社会观念的水位涨了，我们曾经以为那么真确的价值，都不是那么回事了。

　　站在时代视角看，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官僚，是中国臣民的典范。今天中国，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个性与尊严苏醒，市场培育出公民，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公民崛起的时代，中国人按什么方式生活？这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许多喜欢曾国藩的读者，还在信仰曾国藩，他们的内心会发生分裂。言行会严重割裂。“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自己都不能完全做到，在承认个人私产、私权、欲望的当代，当然更加没有人可以做到。

　　怎么看待传统文化与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这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急迫问题。我以三个人作为参考系：政治家毛泽东、学者易中天、作家刘瑜。

　　我18岁开始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21年来，读毛泽东写的与写毛泽东的书，不下200本，闭上眼睛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了。读后感是，毛泽东一生都是站在传统继承、创新传统，易中天则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传统批判传统、反思传统。刘瑜又不同，完全跳出传统，站在西方文化角度，比较与解剖传统。三人的书，构成了观察与分析传统的三个视角。

　　视角大异，怎么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在形成共识之前，我以为左宗棠可以作为一个从中国传统中走出来，为现代人开启一扇窗的桥梁式人物。

　　左宗棠是一个土生土长、又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传统士子。他无意中实践了的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在他去世近130年后，依然可以给到我们诸多启发，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做现代公民的路径。从这一点上看，说左宗棠开启时代先声，是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可以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激发出不少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