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御史的贺正臣弹劾苏轼，讥讽政府，称苏轼任湖州知事时的感激之情模棱两可，颇受怀疑。之后，他又引用苏轼的大量文章作证，并证实了指控。审查员首先报告，然后在帝国检查员的监狱里受审。据韩树说，玉石台有柏树，成千上万的乌鸦聚集在上面。因此，玉石台又称“五台”，或“白台”，这是“五台诗案”名称的由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苏轼。这也是苏轼写作风格的转折点。诗案发生前，苏轼在杭州当法官，仕途一帆风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自由自在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积极加入世贸组织。诗案发生后的几天里，虽然有一道短暂的风景，但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激情。取而代之的是山水，自然风光，休闲舒适的乡村生活。晚年被流放到徽州儋州时，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淡漠博大的风格充满了诗文。

所以万全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怎么搞的？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政治顾问，主持改革。苏轼与政改派的政治观点不协调，冲突较多，因而屡遭排斥。然而，这一改革不仅是王安石学派倡导的，而且神宗是最大的支持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发现自己在朝廷处境艰难，于是要求外调。当然，申宗很愿意，于是苏轼于1071年调到杭州。在那之后，他担任了许多地方的治安官。苏轼在任期间，看到新法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弊端，令他极为反感。于是，他就新法实施中的实际问题，写了诗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其实，早在西宁九年1076年，新法领袖王安石就两次被免职。新法的领袖完全成了宋朝的神宗皇帝。也就是说，反对改革，就是反对神宗制定的国策，挑战皇帝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新法的反对党苏轼弊大于利，自然得不到好的结果。

前文我们提到了那份苏轼任湖州知州时的谢恩表，也就是《湖州谢上表》是整个案件的导火索。这其中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一句公开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当朝新贵合作，而且对新法有所不满。御史台于是拿此大做文章，弹劾的奏章一封封的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震怒。神宗批示，七月二十八日，命台吏皇甫僎携立刻赶赴湖州抓捕苏轼。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从他人那得知消息之后快马加鞭赶至湖州告知苏轼，苏轼即刻告假。但是最终还是被押解回京。"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苏轼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的带回了京城。

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苏松，在审讯中听到了对苏轼的辱骂，并在诗中写道“我同情北方的吴兴寿，我不忍心听一整晚”这样的句子。

在玉石台，苏轼承认了所有弹劾指控。向皇帝汇报后，申宗非常不满。他认为苏轼隐瞒了什么，下令必须把所有涉案人员都查出来。就这样，“何润达黄庭坚两诗”被贴上了新来者的骂名，而王慎的“唐村渠，雨中督”被冠以攻坚之名。在每一首诗文中，苏轼都被戴上了无数的帽子。这些罪名的由来牵强，从根本上扭曲或夸大了苏轼的初衷。李鼎领导的“新党”这部分人想杀了苏轼。

他们甚至谴责苏轼的“王府秀才的双汇”，是对天子的不服从。他们说这两句话有问题：“陛下的飞龙在天上，史玉柱以为自己不认识自己，却要地下的哲玉龙。原因是什么？”虽然申宗是受益者，但他逐渐无法忍受这种“不必要”的指责。他回答说：“诗人的话，安可是这么说的！”申宗一开始松了一口气。此外，朝代有许多人祈求吃寿司。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有新党中一些理性的人，就连长期游手好闲的改革运动前领导人王安石也写信求爱。就这样，苏轼在濒死之际找回了生命。元丰二年（1079年）12月29日，在玉石台监狱被囚禁130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后被降职黄州。

五台诗案虽告一段落，但并不是新旧政党斗争的终结。相反，党和政府之间的纠纷越来越严重，双方都急于自相残杀，显然对国家不利。在诗文中寻找线索已成为一种趋势。即使在宋徽宗年间，这种攻击仍然盛行。很难想象，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作品也曾被禁、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