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至六安的城际快线即将于年底开建的消息才让两地市民激动一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网站又传来消息，至今年底，合肥至六安线路将全面实现公交化运营，并与合肥市区的公交票价等高对接。

　　梳理两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两座城市的渊源。

　　西汉相揖别

　　合肥与六安的关系，以元朝为界，可以大略分成两部分。元代以前，这两个相距不远的城池，常常被划分在不同的上级行政区划中，当然也有例外。短暂的历史区间中，两城也曾归入同一区划，只不过分多合少。

　　

六安

　　在华夏民族的摇篮期，江淮一角崛起了一系列带有淮夷文化色彩的小方国。其中庐国与六国，可以看做是合肥、六安两座城市的滥觞。其中六国要更加显赫，作为古贤皋陶的奉祀国，享有伯爵的地位，庐国的等级则是小国中常见的子爵。进入郡县制时代以后，六县（六安）与合肥同属秦代九江郡管辖，当时的合肥尚未正式建县，只是一个小邑，所以地图上未加标注。

　　西汉建立以后在区划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合肥与六安长期在淮南国的辖境内，这一时期的淮南国经历了英布、刘长、刘喜、刘安四位君主的时代，其中英布还把淮南国的国都定在家乡六县（今六安）。

汉文帝十六年开始，合肥六安分属不同郡国

　　在淮南国时期，合肥与六安第一次分属不同的郡国，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叛事发，流放的路上绝食而死。因为刘长的儿子们都很年幼，所以文帝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直到汉文帝十六年时，汉文帝才把刘喜迁回城阳国，把原淮南国分为淮南国、庐江国、衡山国，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此时合肥属于新淮南国，而六县则被划分到庐江国，后来汉武帝时又设置了六安国（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与此同时，至迟在汉武帝元狩元年以前，合肥已经正式建县。

　　汉文帝十六年开始，合肥六安分属不同郡国。这一划分意义是相当深远的，此后合肥与六安算是分道扬镳，绝大多数时间分属不同的上级行政区划，这一时期长达1400多年，大体遵循汉代九江郡与庐江郡的划分，此处不赘述。

开皇年间，合肥六安短暂同属庐江郡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比如隋文帝设置的庐江郡包括六安、舒城、霍山、淠水、开化五县，郡治合肥。但到了唐朝时期，六安的前身盛唐县再次被划入寿州，与作为庐州州治的合肥再次分属不同的区划，但寿州与庐州同属淮南道。从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寿州、庐州区划基本尊重地理格局，淮河南侧支流流域都纳入寿州，而庐州辖区主要是巢湖流域。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寿州、庐州格局以及南宋的安丰军、庐州格局，寿州庐州始终同属于淮西路。

　　元代再聚首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用来形容合肥与六安之间的关系再恰当不过，在经历千余年的分隔期之后，从元代开始，两地重新聚首，这也为两座城市的民系、文化的共性奠定坚实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升庐州为庐州路，庐州路领六安、霍山和舒城县，治所在合肥，隶属河南江北行省，六安州作为庐州路下属的二级区划。

明代，合肥六安同属庐州府

　　无论合肥还是六安，距离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凤阳都不远，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沿袭元代庐州路格局设置了庐州府，并将庐州府与自己的家乡凤阳府一同划入以当时首都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

　　清朝建立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庐州府沿袭明代旧制。康熙六年（1667年）从江南省析设安徽省，庐州府属安徽省辖。雍正二年（1724年），升六安州为直隶州，直属安徽省，从此六安又脱离了合肥所在的区划。

　　民国时期废除州府，合肥县与六安县都直属安徽省。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合肥成为安徽省省会，1949年2月合肥设市。新中国成立后，六安县先后成为专区、地区驻地，直到2000年设立省辖六安市。

　　血缘的羁绊

　　在合肥、六安两座城市的区划史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程度达到了要了解其中一方的历史就必须涉猎另一方。其实除了历史上的密切联系，两座城市还有很多社会学意义上的共性。

　　随着合肥省会首位度的提升，大量安徽其他地市居民通过就业、婚姻等方式定居合肥。在这些“新合肥人”中，六安人有一项其他地市居民不具备的优势——方言。从方言系属上说，合肥话与六安话同属江淮官话洪巢片合肥小片，这也是合肥市域以外唯一一个与合肥话高度相似的地市。

　　地方戏是建构在方言基础上的艺术形式，颇具合肥特色的庐剧其实发源于大别山区的霍山（六安市辖县），以六安、霍山为中心的庐剧被称为西路庐剧，而流行于合肥、巢湖一带的庐剧，则是中路庐剧。虽然不在同一地市，但同唱一声腔，也是合六两地方言相近的一个旁证。2006年5月20日，庐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非遗申报地区正是合肥、六安两市。

六安瓜片

　　在饮食上，农业大市的六安对合肥甚至影响更大，大别山区的淮猪、白鹅，野猪、黄麂等野味，都是合肥人每逢年节桌上的常见菜肴。此外，名列十大名茶的六安瓜片也是风靡江淮。同时，竹器木器同样是大别山区向外输出的主要特产。在合肥，茶叶店、竹器店的经营者，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六安。

　　相似的方言、相同的民俗，其背后必然是相近的人口来源。江淮地区在南北对峙和诸侯割据时期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常会出现人口迁入重建的情形。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对江淮地区的大规模人口重建，要属明初的洪武移民。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家族在合肥、六安之间还有互相迁徙的情况，让两市的“血缘”关系更加亲近。比如祖籍寿春的段祺瑞家族在道光时期从原籍迁居六安州太平集，段祺瑞的祖父段佩又从六安迁居合肥城西桥大陶岗（今肥西县三十岗乡陶岗村）。到了段祺瑞这一代，段家的声望达到顶点，段氏也由此成为合肥“四大家族”之一。出身淮军将领、曾担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同样祖籍六安、发迹于合肥。在历史长河中，合六两地早已构建起了血浓于水的关系。

　　来源于合肥晚报 合肥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