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亨德森是一名美国流行病学家。他领导了全球对抗天花的战争，并最终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这是人类疾病史上唯一一次如此彻底地消灭一种疾病，这一成就拯救了数以千万计人们的生命。亨德森博士于8月19日在马里兰州陶森（Towson, Maryland）的一家临终关怀设施中离世，享年87岁。

　　他的女儿雷·亨德森（Leigh Henderson）称他死于髋骨骨折的并发症。

　　亨德森博士自称是一位“疾病侦探”。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光是他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供职的时期。随后他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并为三届美国政府出任科学和生物恐怖主义顾问。

　　但他是在与天花的战争中才扬名世界的。天花可能是历史上最为致命的疾病，它仅在20世纪就杀死了大约3亿人。在1960到70年代，他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被借调到世卫组织十年之久，指挥一小队公共卫生官员们和一大批实地工作者们，为这项不亚于医疗登月的伟大行动而努力。

　　畅销书作家理查德·普莱斯顿（Richard Preston）曾说：“很公平地讲，我认为根除天花就是医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没有之一。”普莱斯顿的作品包括关于埃博拉病毒的《高危地带》和关于天花的《试管中的恶魔》。他将亨德森博士形容成一辆“人形的谢尔曼坦克——对待挡在他路上的官僚们，他只是统统碾压过去。”

　　

　　1974年的D.A.亨德森。图片来源：CDC

　　几千年来，至少从埃及法老的时代开始，天花就在人类世界里肆虐。天花病由天花病毒引起，是一种异常痛苦和恐怖的疾病。受害者们罹受发热和其他类似流感症状的折磨后，开始出现脓疱皮疹的症状，正是这一症状给了天花它的外号：斑点怪物。它杀死三分之一的感染者，使余下的幸存者们毁容甚至失明。

　　“天花被视为最令人厌恶的疾病之一”，亨德森博士于1979年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我知道无论我去过多少次住满重症和濒死的天花病人的病房，我离开时总会几近崩溃。”

　　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在试图靠各种原始的接种手法来保护自己不受天花伤害：通过让人故意接触一种疾病，激发温和的反应，从而使其得到应对更严重感染的免疫力。

　　18世纪，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接触不那么危险的牛痘病毒可以为天花提供免疫力。他被视为天花疫苗之父。天花疫苗多年来被逐渐完善并极大地遏制了疾病在接种地区的扩散。由于大面积接种疫苗，美国到1949年时就已没有天花了。

　　但是疾病依然困扰着世界各地的其它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南亚和非洲的国家。在195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对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施压，意图展开消灭天花的行动。

　　许多世卫组织的官员对是否要开展这样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犹豫不决，他们害怕如果最终他们失败，将损害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学史家贾森·施瓦茨（Jason Schwartz）说，在之前试图彻底消灭如黄热病和疟疾等其它疾病的各种努力中，世界卫生组织都“失败得一塌糊涂”。

　　

　　2011的亨德森。图片来源：Michael Temchine/The Washington Post

　　在世卫组织终于同意开展天花行动后，它转向美国寻求帮助，因为在亨德森博士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在非洲开始了一项剿除天花的项目。“全球卫生年鉴”（Global Health Chronicles）的一段口述历史中，亨德森博士回忆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巴西疟疾学家马格林诺·坎道（Marcelino Candau）曾打电话给美国公共卫生署总医官，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想要让一个美国人来运行这个项目，”坎道说，“因为当这个项目失败时，当它完蛋时，我希望人们看到这个项目中有个美国人，并且认为是美国真正该为你们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如此可怕的行动承担责任，而且我想要的这个人是亨德森。”

　　遭受总医官施压，且为自己成功几率感到忧虑的亨德森博士于1966年来到日内瓦。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往返于日内瓦和遥远的天花重灾区——获取资金；协调各个国家，包括处于冷战对立面的苏联；并激发了数以万计实地工作者们的英雄事迹，带他们走进一个个被贫穷、天灾、政治动荡和战争折磨的国家。

　　这场战役总共花费了大约3亿美元，采用了一种称为环形接种法的战略。这个战略归功于美国流行病学家威廉·福吉（William Foege）。世卫组织没有试图给每个人接种疫苗（这种方式被认为太过多余），而是先定位天花患者，隔离他们，为所有与其接触过的人接种疫苗，然后再对与这些人接触过的所有人接种疫苗。

　　天花战役受益于有效的疫苗，它被巧妙地重组成一种可以抵御热带环境高温的冷冻干燥形态。接种时会使用一根尖锐的分叉铁针，这让非专业人员也可以轻松使用。天花病的天性也为这项行动提供了优势：病人的疮使感染者很好辨认，而且天花并没有动物携带者或传输途径。

　　

　　一套现代天花疫苗。使用时将稀释剂注入瓶中，用分叉针蘸取疫苗复原液，连续多次刺破皮肤。图片来源：wikicommons

　　这个项目的成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亨德森博士个人。

　　“他给人一种对事情的确定感，”福吉在一次访谈中说，“人们喜欢跟随一个很肯定自己在做什么的领导。”

　　《纽约时报》曾报道，当亨德森博士担心苏联在为项目提供低于标准的疫苗时，他不顾上司们的阻挠来到莫斯科，与其当局对质。当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手下的卫生部长不肯提供足够帮助时，亨德森博士就进入埃塞俄比亚去拉拢皇帝的私人医师。

　　亨德森博士认为他的成就应该与许多实地提供疫苗接种的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者们共同分享。

　　“种种阻碍难以想象，”亨德森博士在2011年告诉《纽约时报》。他回忆巴西流行病学家西罗·德·夸德罗斯（Ciro de Quadros）所作的努力，褒奖德罗斯后来帮助领导了对脊髓灰质炎的战争。“皇帝被刺杀，两个革命团体相互战斗，他自己团队的九个人被绑架，甚至有一架直升机被劫持以要挟赎金。他依然带着团队在实地继续工作——那架直升机的飞行员还给所有叛军注射了疫苗。”

　　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工作，福吉说亨德森博士展现了对那些置自己安全于不顾、坚持工作的实地工作人员们深厚的关怀。

　　“我不知道听到过多少次那些去印度工作的人的妈妈直接给孩子打电话的故事了，”福吉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漂洋过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连续几周听不到自己孩子消息时会这么紧张。一些妈妈会给在日内瓦的亨德森打电话，让他去查证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还好。他会照做。”

　　为了确保完全根除天花，实地工作者们为报告天花案例提供奖励。当没有人来领取现金奖励时，亨德森博士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知道我们做到了，但是我们都不敢相信。”

　　一名于2013年去世的索马里人阿里·马奥·马阿林（Ali Maow Maalin），在1977年感染天花，并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然感染天花病的人。在他感染的三年后，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天花已被根除。

　　唐纳德·安斯利·亨德森（Donald Ainslie Henderson）于1928年9月7日出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外的小镇雷克伍德（Lakewood, Ohio）。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1947年，当他还未满20岁时，纽约市爆发天花疫情。这段插曲以数百万人接种疫苗告终，激起了亨德森博士对这个疾病和如何停止其传播的兴趣。

　　他1950年在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获得化学本科学位，1954年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医学学位。转年他加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时被称为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在那里他接受亚历山大·朗缪尔（Alexander Langmuir）的指导。 亚历山大·朗缪尔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创始人，该处可以说是针对流行病的特种部队。

　　“我决定我绝不会去做一名执业的医师，”据参考指南《当代传记》（Current Biography）记载，亨德森博士曾这样告诉一名采访者。“那只是太无聊了，真的。”

　　1960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在领导非洲和后来全球的根除天花战役之前，他成为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病毒监控部门的首席官员。

　　亨德森博士是《天花：一种疾病之死》（Smallpox: The Death of a Disease）一书的作者。他的荣誉包括198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2002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一勋章是美国对普通公民的最高荣誉。

　　当亨德森博士在1977年离开世界卫生组织时，他打趣道自己作为一名已经被根除疾病的专家，他是“大潮退去在岸上挨晒，一技之长都白费了”，除了成为一名院长他别无选择。

　　他加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待到1990退休，之后他成立了一个研究平民生物防御的研究中心。亨德森博士为乔治·H·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政府出任顾问。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和接下来的炭疽邮件事件之后，他出任小布什总统下对抗生物恐怖主义的新单位——公共卫生应急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的理事。

　　在当时，一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害怕伊拉克或者朝鲜可能拥有天花病毒品系并且能将他们用作生物武器。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天花病毒，恐惧得以平复。但是一些专家们依然认为有来自朝鲜的威胁。

　　仅有的两份官方合法保存的天花病毒被存放在两间严密把守的设施内，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间设施。一些研究人员反对为了开发未来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而保存这些样本。

　　亨德森博士极力说服人们这些样本应该被毁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剂量的天花病毒都太危险，不能容忍。根除行动的一个副作用，同时用《高危地带》作者普莱斯顿的话说也是“历史上可怕的讽刺”之一就是，因为已经连续几代都没有人接触过这一病毒，所以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如果面对一场新爆发，将会非常脆弱。

　　“我感到非常——该怎么说呢？——颓丧，”亨德森博士在2002年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回来抵御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被永远打败的东西。我们本来应该不用做这件事的。”

　　题图：D.A.亨德森在埃塞俄比亚查看儿童身上的接种痕迹。来源：WHO

　　（编辑：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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